孙开泰徐勇

    吴起不仅是我国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对此虽有前人谈及，但是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我们根据现存的资料，拟对吴起在史学上的事迹和贡献作一探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吴起在《左传》的编撰成书以及传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左传》一书的作者是谁？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本文对此不作专门讨论，仅就吴起与《左传》究竟为何种关系这一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抒己见。

    最早把吴起与《左传》的作者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姚鼐，他在《左氏补注序》中认为：“《左氏书》非出一人，累有附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既不排斥左丘明对于《左传》有“草创之功”，又特别强调《左传》的编撰增补工作主要是由吴起等人所为。

    近人童书业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了姚氏的观点，他在

    《〈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一文中提出了四条论据：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杀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根据以上考证，童书业先生认为姚鼐所说《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似非妄说”①。并且进而得出结论：

    “（《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②——

    ①《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②《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以钱穆、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姚鼐、童书业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左传》成书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无关。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从《左传》的预言是否应验来看其成书的年代，进而判定《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

    郭沫若也主张《左传》成书于吴起，而非左丘明。他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认为：

    “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早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娴习；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

    比较姚氏、童氏与钱氏、郭氏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还是以前者更为中肯、可信一些。我国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其突出特点是，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和损佚。考诸先秦古籍，情况大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