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左传》一书似也不例外。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①他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成分，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问题时可以作为参考。姚鼐、童书业等人肯定《左传》不出于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而成书的，他们既指出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素养很高，他具有整理鲁国丰富的历史材料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传》一书的草创者，并且将它传授了下来。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

    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乐正子春与曾申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春秋。吴起学于曾申，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的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向《别录》所讲《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是可信的。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姚鼐、童书业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的观点，则根据不足。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最多。在吴起去世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零星的补充，这就是《左传》书中出现个别吴起死后事记载的原因。但是应当确认，《左传》的编撰成书，主要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讲，吴起就不愧是一位历史学家。

    二、吴起重视历史经验，并具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

    吴起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建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会磨灭的人物”①，是同他重视前人的历史经验分不开的。据载，吴起初到魏国，魏文侯就急于向他求教治国治军的方略，吴起首先从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经验教训谈起：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②——

    ①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②《吴子·图国第一》。

    随后吴起又进一步劝诫魏文侯要注意吸取古时“圣人”

    “行事立功”、“保民业守”的历史经验，他指出：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①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辅佐其子魏武侯。武侯也多次向吴起请教“治兵、料人、固国之道”。②吴起仍然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他对魏武侯说：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③——

    ①②③《吴子·图国第一》。

    有一次，魏武侯与大臣们商量国事时，因大家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进谏说：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