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疑。这里诗人不仅指斥谗人壅君之罪，还重言顷襄王愚昧昏庸。面对楚国的黑暗现实，诗人进一步质问：“贞臣”而“被离谤”，“无辜”而“见尤（被责罚）”，“诚信（真诚可信）”者需要躲避提防，这种忠佞倒置，是非不明的溷浊局面，其责任应该由谁承当？诗人的回答是清醒的：“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君王没有标准，也不明察，竟让杂草把香草埋没了）”。“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而无由（只要君王还受谗人蒙蔽，他想任用忠臣已不可能）”。君王胸无准则尺寸，于冤不作省验核实，障壅蔽塞，情不上达，故而使贞臣遭谗被黜，欲谏不得，报国无由，又哪能舒展情感拔出诚信呢？诗人对己身死名灭不足惜，只痛惜谗人壅君之罪不能大白于天下。

    以上几章，诗人沉痛陈述其遭谗被黜及沉渊的缘由，其用意不在昭雪己冤，而在痛惜怀、襄两君不能明察佞臣壅君之罪。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悟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听说百里奚曾当过俘虏，伊尹善于烹调做过司厨；吕望曾在朝歌做过屠夫，宁戚夜间喂牛唱歌诉苦。不遇商汤、周武、齐桓、秦穆，世上谁能了解他们的才能。吴王听信谗言不辩是非，伍子胥死后才知忧患安危。忠贞的介子推被焚山之火烧死，晋文公觉悟时难以追悔。绵山改为介山禁止打柴，为报大德晋文公对他优待。思念多年来亲近的部下，因而穿着丧服去哭祭他）。”诗人步彭咸之志向已决，面对楚国的现实忧心如焚，故而颠倒重复，不厌其烦地引用史实，希冀昏君知人善用，举贤任能。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等均出身卑贱，然汤、武、桓、穆不因其卑贱而忽视其才能，举而用之，终成霸业。诗人以史实苦谏顷襄王即便不能象汤、武、桓、穆那样贤德明智，也要学晋文公知错必改，尚不失为仁义之君。至于夫差，应引以为戒。诗人对楚国之忠，对君王用心之苦，由此可见。

    承上所述，诗人认为历史上的或忠信者死于节烈，或奸佞者重用不疑，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皆因君王“弗参验以考实”，情不上达，赏不应赏，罚不当罚。这种香臭不分，好坏混杂，谁能将其申辩明白而给予区别呢？

    “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为何香草总是过早地凋零，变法改革刚刚开始，黑暗势力就敏感到气候的寒冷）。”诗人言其在怀王时期所取得的政绩及理想很快遭到了摧折和失败，只是遣词的感情色彩不同，陈述的角度不同。前一句诗人以惋惜爱怜的语气，言己之失败；后一句是指变法改革刚刚开始，黑暗势力就敏感到气候的寒冷，虚饰罪状进行诋毁，于是怀王降敕令，变法改革遂遭失败。谗佞人阴谋得逞，遂朋比为奸，同恶共济，忠贞之士无立锥之地，故诗人悲愤地喊道：“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自古以来贤人总受嫉恨，还说香草不可佩带在身）。”楚国的妒贤害能从怀王时期便开始了，到了顷襄王已发展到“嫫母姣而自好（丑妇搔首弄姿以为漂亮）”、“谗妒人以自代”的地步，诗人纵有西施之美容，谁还肯垂青呢！朝纲废弛，国事日非，诗人的“罪状”越积越多，即使想澄清事实，还其清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诗人仍自叹自慰：罗列的“罪状”再多，终是冤情，自有昭雪之时。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汜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以此其无异（想要乘着骏马纵横驰骋，自己却不备置马勒缰绳。想要驾着木筏顺流远航，自己又没有准备船和划船的桨。违背法度只凭意志办事，就和上述情况没有什么两样）。”这六句诗极其重要，这是诗人对楚国每况愈下，国惫民艰，君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