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帽放在身边的草丛中嘴里叨着香烟专心致致地读书、看报，任微风轻拂着我们的头发，抚摸着我们的语言和智慧。周围，簇簇繁花怒放，洁白的蝴蝶在青草和鲜花间尽情地飞舞，附和着温柔的暖日，时起时落，轻盈跳跃。

    三只箱子就放在闪着光、红得诱人的野罂栗花中间。

    克络普又拿出了纸牌，这样大家更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我们把黄油盖子放到膝盖上当桌子还不停地穿插游戏，时间很快便过去了。

    阵阵手风琴的声音随风从营棚中飘来，我们不由自主放下纸牌，四望周围。接着便有人说：“上次真是死里逃生……。”于是大家都沉默不语。一种压抑、愁闷的情绪油然而生，或许此刻的一切事物都可能随时会告别，包括每一样东西：食物、纸烟、和暖人的和风甚至屁股下的几口箱子。

    “见过克姆里奇吗？”克络普的声音打破沉默。

    “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他大腿中了弹，可以因此回家了。”米罗说。

    “下午我们去看看他。”我说。

    “坎通列克还向我们问好呢。”克络普掏出一封信说。

    我们相视而笑，米罗扔掉烟头说：“他可不会在这里。”

    坎通列克是我们的班主任，瘦小但精力很旺盛，最为特别的他那只像老鼠一样的尖嘴。他总穿一件灰色燕尾服，却是一个难以接近而且非常严厉的人。

    他在体育课上给我们作了长篇报告，然后大家都跟他到指挥部去报名参了军。之后坎通列克就用感人的声音说：“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学？”这些我一直记忆犹新。

    这些教师常常是将他们的内心情感收藏在背心口袋里准备随时拿出来，按课时向人家夸耀。但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从未想到。

    胖胖的脾气温和的约瑟夫•贝姆并不情愿当兵。吞吞吐吐地有些想推脱但还是被说服了。否则，就连父母都会说“你真懦弱”之类的话，那你真是无脸见人了。大家对于我们出来干什么一点都没去想。或许穷人还晓得战争的危害，而条件较好的人却多数都认不清后果，盲目地乐观。

    克托辛斯基说我们都是教育的中毒者。他的话总是有一定道理。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在温和、肥胖的贝姆身上了。一次冲锋时，他眼睛受了伤，别人以为他死了没有注意，而他又找不到掩体。当发现后去施救时，他已经被活活打死了。

    坎通列克的教育，送走了贝姆。而他和他的同仁却一直都相信自己是在做好事，无可非议的好事，所用的也是对自己丝毫无损的办法。但这也正是我们眼睁睁瞧着他们下台的原因。

    而我们这些才十八岁的毛头小伙，本把他们的观念知识看成是真心信赖的东西，看成是我们日趋成熟走向工作、生活、职责的进步的指导者，贝姆的死使那些泡沫最终破灭了。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些人比起他们来更为正直，而他们只能去不停地空洞地叫喊和发出虚伪圆滑的声音。在硝烟炮火中他们教育的世界观彻底崩溃了。

    我们在不停地一天天地向死亡靠近，而他们却仍然在写，在说。我们对死的恐惧与日俱增，尽管他们照旧在说，国家是最重要的。我们畏惧死亡，但我们却更忠于我们的祖国，从来不会背叛她，不管她。在英勇作战中我们学会观察认识问题，认清了他们的所指的世界的虚无，但对孤独的恐惧也日益强烈了。

    在繁忙不堪的野战医院，我们带着克姆里奇的东西走到一间气味混浊浓郁的房里见到了他。他看上去很憔悴。见我们来了，又兴奋又失落。而在昏迷时有人偷走了他的手表。

    米罗埋怨他说：“我早提醒过你别带这种好表，你总不听。”米罗有些粗鲁、不精明。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吱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