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我的嘹亮声音。他唱时声音很小，但他象真正的艺术家那样，以绝妙的方式表达了音乐和他的灵魂。

    我俩还在一起绘画。在我看来，他神情专注，一边掭着画笔，一边用敏捷的动作挥笔在画纸上。我画起来漫不经心，象是半玩半画。他不理解我，他做任何事情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其中。

    我想起了钢琴从斯培西亚运来时的情景。那是用小船从海上运来的。船上还有3个意大利人，他们非常担心连人带琴沉入海底。小船上下颠簸，看上去极为危险，连我们也心惊胆颤。终于，他们到达了多石的岸边。在代号为“Avanti　Italiani”的暴风呼啸中，钢琴抬进了我们的小屋。

    圣诞节来了。我们请了埃利德的亲戚，大约是12个农民。当晚，他们给我们唱歌，对我们非常友好。埃利德的上年纪的母亲费利切和老帕斯奎尔唱了二重唱。漂亮的路易吉也在。她采摘橄榄时的姿态实在是太美了。和路易吉热恋的马埃斯特罗也在，他是从泰拉罗来的，不过，由于女方的身分高点，男方显得有点不般配。他俩结婚没结我不知道。有时也常常出现悲剧，这就是我被病魔降伏。我们虽没有触犯上帝的法律，但由于我们违反了人间的法律，所以我们是要遭报应的。我和劳伦斯得到了很多，而相反，许多人由于缺乏爱和温柔理应得到报应，可尽管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得到它。并且，这还是人间永久的法则。过分的幸福在我们人间是不被允许的。我和劳伦斯有时想到，那是不是超越了人类的幸福领域了呢？他——我所了解的年轻的劳伦斯在世界大战粉碎了他对人类文化的信赖以前是非常幸福的。

    我问他，“文明是什么？人类创造的这个我所不理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他说，“它宛如人类生出的一棵树。它注定成长、开花，然后死去。”我时时在想，劳伦斯是英国文化之树上长出的最后一枝新枝。不管英国文化是死是活，（我希望我没死）劳伦斯是那棵生长很久、高耸入云的大树的最后的新枝。

    他总是一种绝对的、不可否定的人。他经常坚定地说，“最终人们是不能否定我的，即使人们想那样干，也不会拿我先开刀。”我也认为是这样。

    人生有机械的嘈杂声。在马达的鸣响中，在各种声音中，意义渐渐地失去，一切意义都淹没了。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勇气来倾听给予我们真正生命的东西。我们求生的触手萎缩了。

    我并不图众人惊奇的劳伦斯的天才。每当我想到他是如何被羡慕、被压抑、被抛弃、常被伪善地对待时，我就痛切地感到现代文明的愚蠢。他是多么有必要！人们是多么错误地对待了他的必要。现在他逝去了，他对同类的伟大的爱已不存在于他的肉体中。人们对他倾注了伤感……实际上，批评家们也是这样！批评家们如果不是批评他而是接受了他，那他们本人的生活该是多么地丰富呢！

    我们在我们这块小小的领地上度过了几个兴奋的早晨，这几个早晨我们向着地中海的太阳欢欣雀跃。我还经常穿过橄榄树林去寄发往泰拉罗的信函。北方人的我起初理解不了随着时辰的推移而变化很大的橄榄树的美。风刮得大些，它们就变成银色；有时它们显得很疲倦，安安静静，暗淡无光。早晨我们散步期间，太阳把柔和轻摇的阴影投射在多石生苔的小径上。右边是海。即使说我碰到了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我也不会吃惊——不吃惊是很平常的。

    劳伦斯充分地教给了人们生活方式——只是为生活本身而能愉快的方式。病弱的他时时比其他人更感到死亡的临近。他是怎样宗教式地观赏着那一时刻的美好瞬间呢？他观赏着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我和劳伦斯住在一起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以前的日子是一天到晚地奔忙、忧心忡忡地干活的灰色的疲惫日子。和他在一起，爱和喜悦中的内容只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