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诗人那样淹死。”

    雪莱没有淹死在这么远的地方。我安闲地度着日子。我在高高的悬崖上坐着吊床眺望渔夫们乘着美丽红帆的小船来来去去。我眺望着来自斯培西亚的潜水艇浮上沉下。我们有个名叫埃利德的女佣。她爱我们，照顾我们。她母亲费利切也基本上和我们在一起。她经常大声呼唤她女儿“Bocca　di　mosca！”她们非常热烈地爱着我们。为了我们，她在市场上拼命地讨价还价，买便宜东西。并且，她的责任感非常强。埃利德发愁的事情之一就是劳伦斯穿旧衣服出门。每逢这时，她就拿着另一件外套在他后面追着说，“Signar　La－renzo，Signar　Larenzo”，同时用连我都做不出的姿态，非得给他穿上。一次我带她到斯培西亚买圣诞节的东西，她的举止就象是侍候意大利女王似的，让人难受。没有谁比她更对“Lamia　Signora”好的了。

    一次我们到萨尔扎纳附近一座名叫奥拉的可爱的古城拜访沃特菲尔德一家。我们睡在一间极大的房间里。在这间大房间里床显得很小。我们把两张床并在一起，让它成为这个宽大空间中的一个较大的点。这个地方很美，它高高耸立在玛格拉上面，宽阔的河水环绕其下。城壁上的花朵、气势雄浑的日出，使我们深有感触。菲亚谢里诺的陋室中只有三个房间和一间厨房，我尽量使其居住舒适。我怎么安排它，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一整天几乎都在屋外度过。在室外吃饭，长时间散步，天色渐暗以后归来，在楼下的房间里升起火。我相信我和劳伦斯的结合主要是借助于生存的奇异。生存中发生的任何事物，无论大小都对我们产生吸引力。

    不过，我们却受到了金钱上的打击。纽约的出版商拿到劳伦斯著作的几本样书后，给我们寄来了25英镑的汇款。由于我没钱花了，劳伦斯便说，“这些钱你花了吧。”于是我拿着汇票去了斯培西亚的银行。谁知，银行职员说汇票日期有误，必须将它退回纽约。这一送便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几年间，劳伦斯就没得到过美国寄来的版税。这种卑劣的事情常常不知不觉地使劳伦斯发怒。那样的事情既不该去想，也不该去做，可为什么要为那样的事耗费精力呢？然而我感到生气的是我们被当作傻瓜给骗了。后来，我们好几次碰到类似的事。由于他的工作带有危险性，所以他的财政基础也不安定。为此，我想，之所以他认为我这人不错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在社交界出头露面，不非要他成为有钱人的缘故。不过，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我喜欢贫穷。我没想过要在世界上出人头地。

    我们认识了许多在斯培西亚湾周围拥有别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对劳伦斯说，“我不想成为一个骗子。我不想告诉他们我俩还没有结婚。因为他们知道事实真相后，就不会和我们来往了。”

    汉廷顿小姐是个有魅力的天主教徒，她对我们感到很困惑。她说，“我喜欢你们俩，所以我要批评你们。你们确实错了。你们的生活是罪恶。”她太困惑了，我有些同情她。好象她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而她采取了另一种作法似的。然而我带着喜悦和希望接受了事实的结果，我认为我选择了我自己的正确途径。我至今还不明白真正的社会价值为何物，全社会的游戏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的标准根本不真实，其游戏也不值一顾。冬天，我们在菲亚谢里诺过得很愉快。在那里，他写了起初称之为《姐妹们》的《虹》。爱德华•加尼特看后，不喜欢它。这使劳伦斯很烦恼。因为加尼特没有迎合他。可是我说，“你不是打破了古老的标准、开拓了新的领域了吗？”人们都说我糟踏了他的天才，其实并非如此。

    劳伦斯经常很忙。他教会我唱好多首歌。我俩在黄昏时分要唱上几个小时。他很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