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正埋妇女，乘敌人不备，我忍痛爬出了杀人现场，从马文会家院，逃到霍各庄我太姥家。这就是我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母亲，妹妹，妻子都被敌人活埋了，我那四岁的儿子被敌人从我母亲怀里抢去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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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血洗、焚烧潘家戴庄的野蛮暴行，很快传遍路南大地。各村群众遥望着大火，焦虑不安，愤恨不已；与潘家戴庄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无不牵肠挂肚，甚至失声痛哭；虎口余生的人们，特别是趁给敌人抱草，而逃出杀人场的学生们，虽得到邻村乡亲们的热情照料，但因思念亲人，却终日哭泣不止。被日军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长城一线）挖沟、服劳役的150多名青壮年，听到自己的家乡被烧、亲人被杀，心急如焚，他们扔掉锹镐，闯过敌人的数道哨卡，甩掉敌人的追击，星夜跑回潘家戴庄。去他乡走亲访友的潘恩普老大爷回村后，一见全家（九口）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立刻昏倒在地。他想亲人想疯了，一连几夜不离杀入场，呼天唤地，哭儿叫女，后来，含恨离开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组织发动下，活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村，附近村庄的群众和亲友也都先后赶来。五天头上开始收殓亲人尸体。众亲人一进杀人场，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声震天撼地，十里以外可闻。

    人们滚动着泪水，从坑里往外挖亲人，可是大坑里被烧杀的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发臭。一具具尸体，有的缺肢断臂，尸首分离，有的手足成灰，额烂头焦。孩子们的小小身躯，已经卷缩一团。被埋在大坑最上层的人们，已被野犬撕得残缺不全。“千人坑”里情状凄惨。齐广礼被烧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闺女，是被日军头朝下活埋的，双脚烧焦，眼和舌头全被挤压出来，60多名孕妇肚子都已开裂，胎婴流出体外。乡亲们尽管小心谨慎地挖，但是，拉胳膊，胳膊断；拽腿，腿掉下来。

    无奈，用绳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下拽，把抠出来的尸体摆了一场。亲属们凭着带血的“良民证”和残存的衣着特征辨认亲人。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成一个肉丘坟。

    日军集体屠杀潘家戴庄居民的根本目的，在于震慑路南人民，顺利推行其“沟壕堡垒”政策，扑灭抗日烽火，确保北宁路的安全。结果适得其反。用战犯铃木启久的话说：“由于潘家戴庄事件，附近一带居民尽向他方避难，所以骑兵队负责的壕沟，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不但壕沟没有完成，而且最平稳的治安区的铁路南区，有数百名八路军出现，并逼近北宁路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潘家戴庄人民庄严宣誓：“誓死为亲人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即1943年1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复仇团”。小顺更名“齐心”，二义改名“报仇”，他们二人当天晚上同戴作全一起报名，第一批参加了“复仇团”。从“复仇团”建立到日军投降前，潘家戴庄又有20名青壮年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和八路军路南地区主力部队——一区队，走上抗日第一线。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潘家戴庄人报仇，在惨案后月余，一区队调集第一、第二两个连，分别埋伏在崔新庄子和北夏庄一带。早6点左右，司各庄据点之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埋伏圈。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敌人死的死、亡的亡。屠杀潘家戴庄人民的刽子手、怙恶不悛的汉奸杨翻译和日军曹长都被我当场击毙。我抗日政府为了给潘家戴庄人民报仇雪恨，惨案过后不久，就逮捕、处决了给日军送情报的汉好程殿栋。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又把参与惨案暴行的特务、汉奸分子曾广昭、张占鳌、汤兴辉、杨广洲、马荣软、张殿臣，侯福喜等20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