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着几挺机枪，场上隔不多远就站一个持枪的鬼子，枪上着刺刀。特务们在场上走来走去，警备队在外围和房上站岗，让人害怕的很。我到时，已经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后来，特务在人群中挑出五六十个学生，让他们到各户找锹、镐，炮柴禾。学生们把锹镐找来交给了特务，把柴禾（玉米秸、稗子秸）放在一边，特务们拿起锹镐棍棒朝男的劈头盖脑打去，被打得惨叫，当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特务和鬼子又从设被打伤的人中找了二三十人去挖坑。中午时，特务、鬼子驱赶男的进坑，把死的伤的都拉到坑里，特务鬼子逼着挖坑的人填土埋，特务又抱柴点火烧，场上坑里的男人，坑外的女人，老老少少哭天喊地叫爷唤娘，惨得很！周树恩满身着火趁敌人不各爬了出来，躲在场上一丛榆树下，一把一把的往下捋带火的衣服，光着身子从我们妇女人群边爬出现场跑了。

    过午后，埋女的，在大长坑东过又挖了一个坑，妇女们不进坑，特务就打，人们被椎打进坑，我也被打进坑。特务说把孩子放出去，抱着没好处，我让两个孩子去姥姥家。坑里人很多，在底下挨压，在上边挨打、挨烧，我是在中间，可后来不知怎么把我拱到上边了。这时特务们让上边的人上来，坐到场东南角去，我没坐下，蹲在一边。一个警备队走来，有一个妇女认得他，叫他哥哥，那人把她叫起来带走，又有一妇女上前要求把她也救出去，那人说设法办，说完就带她妹妹走了。我趁附近鬼子一扭身的工夫往东跑，被一警备队赶了回来。那时东边不远处的道上停着几辆大车，是敌人从张各庄带来的。赶车的人和这个警备队说别看得太紧了，人死得太多了，能走就让她们走吧。他们正说着，我就猫着腰绕过大车一直跑到戴廷宪家，我看到房上有警备队没往里跑，进了戴廷宪家的东厢房。这时听到院里一个人说，你们别跑了，也别叫小孩哭，给他们吃好奶，一会我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先进屋去。七、八个妇女就进到我在的屋里，后来这个人又和我们说日本人来了，我不能送你们了，日本人走过去以后，你们自己跑吧，一会该放火了。我们问他叫啥名字，他说是马城大李庄人民，叫李成和。后来我跑到程庄，住在我大妈家。第二天回戴庄从埋人坑边路过，有好些人在那里哭，我也没停步，到家时我妹夫见到我，他对我爸爸说：我二姐回来了。不知怎的，当时我爸爸看不见我，我爸问我：“你回来了，你妈呢？”我说：“我妈她们都死了。”我后来就到我妹子家大顾庄去住。

    后来听我弟恩田说，那天早晨他去村外，还没出村，敌人从北面。南面就进来了。在十字路口被打昏过去，胛子打掉了，脑袋被打得出血，醒来后爬到戴廷宪家，遇到三个警备队员。他花了三十元钱才被放走。

    这次惨案、我们村死了1000多人、还有外庄来拆亲的不少人也死在这里。我们一家就死了15口人：有我妈，我的两个孩子，我婶，两妹子，两兄弟媳妇，我大妈，哥哥嫂子，两侄女，还有外甥。

    这里，潘恩田还谈了全家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1942年10月28日（农历），约早晨7点左右，日军把潘家戴庄包围了。我妻子、妹子、我母亲抱着四岁的小孩子到东场里听鬼子讲话，我没去，猫在厢房幔子上了。约11点钟，敌人进院搜人。翻东西，朝幔子上扎了两刺刀，我一看猫不住了，也到东场里去听讲话，我刚到场过，特务们就用桑木棍子打我，我母亲一看敌人打我，忙从人群里挤出采向特务说，“他是我儿子，是好人，不要打了。”在旁边站的鬼子说：“什么好人，统统八路，打！”说着把我母亲拽回人群，接着在我身上连打数棒，胛子被打掉了，脑袋打破了，耳朵打两半了，我立刻昏倒在地，敌人又在我的左腿上扎了一刺刀，敌人见我不动弹，以为把我打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才苏醒过来，当时我亲眼见到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