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