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成功的故事——芬德《偏执狂》
都可准准地嵌入彼时最剧烈跳动的社会神经之中,甚至找得到震撼当时社会的大案子与之直接对仗,因此这东一个西一个的题材看似彼此无关,恍如随机,其实是有逻辑有紧密联系的,只要你找对地方,不在书写个人内心,而在外部社会。对美国社会这方面变动没那么熟悉的人,这里建议可以用台湾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作为实例来理解。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想快速了解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有关政治正确一事的变化轨迹,最简易最一目了然的方法便是找一份“云门舞集”的历年舞码,什么时候该大中国情怀,什么时候该乡土民粹,什么时候当热情昂扬的社会啦啦队,什么时候背过身去谈冥思谈宗教性灵,等等等等。
这不可能是个人信念,个人信念不可能这么灵活,这么一眨眼由这头跳到完全背反的那头,事实上正好相反,你惟有放开拙重的自我信念,把自己抽空掉,才可能如此自由如此身姿优美地俯仰翻飞于社会的大浪潮顶端,如技艺高超的冲浪好手。因此,你不必相信,而是要非常非常敏锐,其中最严酷的要求是时间的准确性,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时间一点,你得在所有人都感觉到却未能说出口那一刻抢先一步“帮他们”讲出来,慢一点就成了随俗、跟风、人云亦云和八点档连续剧,姿态非常不雅,样子也很笨;可也千万不能太快,不能超前社会太多,那会成为悲剧的卡珊德拉,没人理会的孤独先知,更糟糕是还会冒犯到社会,当个烈士,妖言惑众的殉道烈士。
这大致就是芬德(也是林怀民)题材选择的绝顶聪明方式,也是他切断和老时代手工艺匠人联系、成为最现代类型作家的主要奥秘所在,我们当个成功模式贡献出来,让有为者可以亦若是。
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一门严肃而且艰难的历史课题是,如何重新界定国家的本质和边界,并对这个为所欲为的现代怪物施加必要限制,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现实作为,像联合国这样持久性超国家组织的设置(意思是找寻某种可管理国家的更高单位)、国际法庭的设置(意思是国家是会犯罪的,也是可审判的)、国际法的抬头和自然法的重新复活(意思是立法有超越国家的更普遍更根本更非相对性来源)等等等等。这些可敬的发想和努力,一如我们这一辈人都亲眼看到的,成效七零八落,甚至不是遭到弃置就是遭到操控,但其中有个讯息是明确的,那就是国家不是人类道德规范的异形,它不可能因为某一堆人关起门来彼此共谋彼此壮胆胡思乱想就逃逸出人性之外,国家得一样面对道德约束,事实上,某个面向来看,它还得是个道德的看守者护卫者,是个道德单位,惟道德自有其独立于也远远早于国家机器的来历,不由国家创造,更不由国家垄断其诠释和实践细则。
想办法套取、骗取、盗取对手的秘密,这种事不待谁来发明,只要存在竞争,人自自然然会想到并直接去做,包括两个作为邻居的家庭,因此,广义性的间谍不仅古老,而且运用广泛,不限于国与国之间,亦在国家还没出现之前就有了。
但间谍有一个致命性的罩门,那就是道德问题,它远比人类另一个古老行业卖淫更不道德,差不多我们可能列举出来的道德戒律,没有哪一条它看来不违犯的,这使得间谍这行只能做不能说,一直藏身于阴暗之中,亦使它吸收不到像样的人才,只有那些卑劣的、猥琐的、毫无希望的人才肯做,更恶性循环地加重它的不道德色泽。也因此,间谍这门行当要翻身上台面,要招徕那些适合它需求的一流人物,甚至成为某种英雄事业,首先便得处理这个道德困境,必须想办法找出来某一个神圣理由,不管是真实的抑或幻觉。
我们回头来想,让中国四大美人而且显然也有足够脑袋的西施,可以愿意身兼上述两大古老行业,抛弃她自在的浣纱生活,打进到吴王夫差宫里,范蠡是怎么说服她的?除了动之以情的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