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辩护：“凶恶的犯罪背后有着悲惨的生活，耿谆不是出于私怨而率众暴动，杀人逃亡，他身为大队长，负有统率全体的责任。孙道敦等人也是如此，所以请求法庭予以一律减刑。”

    辩护之后，检查官长谷川当庭宣布：执行原判。休庭后，耿谆等人被狱警押回了秋田监狱。这次宣判，名为无期，实为死刑。此时，距离日本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了26天。

    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个二十四五岁，穿便衣的日本青年推开耿谆牢房的门，他掏出纸笔，写下“日本败战”四个字，然后匆匆闭门而去。日本青年给耿谆写下的“日本败战”四个字，耐人寻味。不久，就有中国留学生来见耿谆，对他说：“你们在这不会太久，我们是战胜国，我们的代表团已经来到东京了。”

    日本战败的消息，终于从同胞口中得到了证实，耿谆心里高兴，不为死里逃生，只为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胜利。此时在中山寮，当战俘们终于得知胜利的消息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奔到每天集合的场院上，把旗杆上的太阳旗撕得粉碎，有的人干脆放纵地号啕大哭起来。

    两天过后，沉浸在喜悦中的花冈难友，带着好吃的来看耿谆，告诉他花冈町被美国人接管了，当初那些看守压迫他们的日本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人，给他们运粮食等等。

    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然壮观，500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优雅。

    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花冈暴动是个惨案。”说完这句话，一直平静讲述的耿谆老人留下了悲痛的眼泪。

    战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河野正敏等7名日方首犯受到正义的审判——鹿岛组花冈出张所所长河野正敏无期徒刑；中山寮代理寮长伊势知得、辅导员福田金五郎、清水正夫三人绞首刑；花冈警察署署长三浦太一郎、警察后藤建藏判20年徒刑，其余人释放。据说，宣判以后由罪犯亲属发起的要求释放的签名运动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于是犯人们被释放逍遥了。

    这一切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早在1945年11月根据美国政府委派的赔偿顾问特使鲍莱的“临时报告”，远东咨询委员会于1946年3月制定了“临时赔偿方案”，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清算。但是，1947年1月，美国政府重新派斯瑞克赴日本进行调查，成为对日本战争罪行态度转变的开端。“鲍莱报告”和“临时赔偿方案”的基本精神是要消除日本经济中的作战力量，而“斯瑞克报告”则认为日本的作战能力已经消除，应侧重在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这一动向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有媒体指出，这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一大转变，是“零拆和平政策”，并指责美国企图化整为零地实现对日媾和。最后的结果让人扼腕叹息：美国因自身战略利益需要，放弃对裕仁战争责任的追究，默许数名甲级战犯在战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纵容军国主义幽灵的死灰复燃，使得战争赔偿问题遭到“腰斩”，中国劳工的权益失去了保障。

    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53～1964年，共有9批2316盒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送还祖国，并被安放在新落成的天津市烈士陵园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时间又过了四十年，1987年，已是白发苍苍的耿谆老人和花冈暴动的幸存者及遗属重访日本，祭奠那些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