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整个前面的100英里都是雷雨区。他当时在18000英尺的高度，而飞机下面的山大约是15000英尺高。气流太猛烈，文雅德很难保持飞机的平衡。文雅德想联系地面导航台了解更详细的天气情况，但风暴造成的闪电干扰了导航信号，他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此时，他们的耳机中只剩下从其他飞机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求援声。

    回忆起当时的情节，文雅德说：“不管怎样，我听见他们有人在呼叫，要求引导。我说，我们在这里迷失方向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有些人可能知道，但部分人是不知道的，通过呼叫，希望有人帮助我们出去。”

    此时，副驾驶建议左转，向东方的昆明机场飞行，但文雅德担心此时转向会因飞行距离不够而撞上大理苍山。为了确保安全，文雅德决定再往东南继续飞行10分钟，如果再没有信号，便左转向东飞行。

    飞机和气流把文雅德带到了23000英尺的高空并开始下降，就像乘坐电梯那样，一直下到15000英尺，而那里的山的高度就是15000英尺。10分钟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文雅德感到自己不能继续向东南飞，因为下面就是日军的占领区了。这时，他转向左90度方向，飞往昆明机场。

    文雅德多么希望，他正前方是闪着导航灯的昆明，而不是大理苍山。往东飞行一段时间后，信号终于来了。文雅德得到了来自云南驿机场的强大信号，这个信号回转指向他们的后方——这就是说他们刚刚飞过了云南驿。

    文雅德依然惊魂不定，因为他的预计目标是昆明，但现在却到了云南驿。这意味着他们是从大理苍山南面的群峰附近穿行而过，差一点就撞上了苍山——是那多飞的10分钟路程救了他们的命。

    此时的云南驿机场上燃放着引导降落的火堆，死里逃生的文雅德第一次发现，曾经那些不起眼的火堆，今夜竟是如此美丽。成功降落后不久，文雅德收到消息，由于天气过于恶劣，机场关闭，所有飞行任务被迫取消。而那天夜晚，至少有九架飞机没能安全回到机场，所有机组人员全部失踪，其中包括文雅德的几名室友。

    文雅德说：“和其他人相比，我的经历真的好很多，但是你会很难受，因为你失去了室友，你回到宿舍的时候，发现和你一起生活的室友再也回不来了……”

    那是文雅德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第二天，当他从云南驿机场起飞的时候，看到跑道旁边的许多中国人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文雅德突然意识到：这是他们表达好感的方式，他竟然一直都没有在意过。

    世界上最曲折的两条生命线

    文雅德说：“‘二战’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因为每个人从不同的方面，都被卷入了战争。这是百分之百的努力，许多的牺牲和奉献。”

    在战争中逐渐成长的还有13岁时便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的何开枝。

    1944年，他看到中国军队从滇缅公路反攻，将入侵的日军赶出了云南。他说：“过去在思想上不明确的东西，到这个时候才晓得，滇缅公路是重要的，出点力是应该的。反攻作战的时候，一切都是靠这一条公路来运输。所以，这个路是一条生命线。”

    日军投降了，何开枝开始新的生活。文雅德也终于迎娶了自己深爱的女友。

    60多年过去了，层峦叠嶂的“驼峰”依然让文雅德刻骨铭心。他说：“我一直强调一点，我们遗失的飞机还有很多都没有找到，有许多还在那里，在山上。有的男孩长眠在缅甸或中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当我有幸在台湾向一大群人做演讲时，我最后说道，‘我们今晚在这里享受着深厚的兄弟情义和友谊，但当我在这里讲话时，我们要记得那些遗失了的138架飞机和长眠在驼峰上的345位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