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李宗岱——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何宏钧——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

    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鲍鸿海——时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战士

    编导手记

    抛开之后的战绩不论，1937年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糕的军队”。很难想象一支部队会因为军纪差、武器差、战斗力差等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之外。但在抗战初期，川军的名声的确如此。

    然而，就是这支“最糟糕的军队”，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几乎无役不从：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一四五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3次长沙会战中川军是骨干兵团，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豫中会战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

    到抗战后期，曾经“最糟糕的部队”得到的评价是“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过无数次内战的蹂躏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军人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也很难有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生逢乱世，军人不过是一些人为一己之私欲而组织的私人卫队，他们之间或以利益或以情感来维系，他们没有使命也没有荣誉感，甚至于他们曾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也许一个军人也曾有保家卫国的豪情，但二十年的内战则完全击碎了他们的理想和那份传统的家国意识。

    因此，当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场上竟难以找到一片立足之地时，那又是怎样一种沮丧。历史如此演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记载：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劝他不必亲赴战线，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随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且不论刘湘是否有防备被蒋介石吞并的意思，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刘湘深知“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当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之时，只有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让一个军人体味到使命和荣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在前线川军每天必同声诵读的话。

    他们拒绝沉沦，他们选择知耻后勇，哪怕手里只有打不响的“汉阳造”和铁片磨成的大刀。

    清洗身前的罪恶，又有什么比得了为民族拼一死！

    1937年末，侵略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日军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从而连贯南北战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