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强　勇——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部司号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陈绍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

    王用中——时为第十四军战地工作队战士

    张　涣——时为七十二师军医处战士

    编导手记

    小时候看关于打仗的电影，印象中“好人”们似乎总是守在阵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机枪，与此同时，“坏人”们却总是在开阔的地上抱头鼠窜，纷纷倒下。于是在平日游戏中，总是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抢当“好人”。看着被迫当“坏人”的伙伴们，在自己用嘴模拟的机枪声中纷纷倒下，那种感觉甚是痛快。稍微长大点才知道，原来这种打法叫做“伏击战”。一时间很是困惑，为什么“坏人”总是被“好人”打伏击？

    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伏击战”通常是以弱胜强时的最佳战术。守在阵地上打机枪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样，被伏击的“坏人”也未必抱头鼠窜。

    平型关大捷，一个中学历史考试经常喜欢考核的名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有些东西听的次数多了，难免会有些许逆反。我们这一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都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后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么？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么样的？还是没人知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再有老兵们当年的疑问。关于平型关大捷，课本上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但在课堂上等着下课的学生们，你们真的了解这场战斗吗？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准确地点，其实并不在平型关？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可否有人知道，为了这场被誉为“抗战第一胜”的伏击战，我们的战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几位老战士的叙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说清晰，是因为老人对于战斗细节的准确记忆。

    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老人对于战略细节的朦胧印象。

    历史，也许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换装命令。所谓的“换装”主要就是把红军本来的红五星帽子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子。时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杨永松回忆：“大家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很多同志都不愿意换，但是要参加抗战，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对于换装，还有一些战士想不通，司号员强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换衣服，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不愿意换。”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朱德与各师师长带头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强勇跟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启程开赴前线。

    短裤衩军队的伏击战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河风陵渡口迎来了一批穿着短裤衩的中国军队。

    据杨永松回忆，当时因为天气太热，领导允许战士们把长裤脱了，穿着短裤衩行军。

    穿着裤衩的部队经过风陵渡口过了黄河，然后到达火车站，乘火车开赴前线。当时一一五师乘坐的那列火车之前是用来运送马的车皮，车上又脏又臭，也没有来得及打扫就开走了。

    这支穿着短裤坐火车行军的部队正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队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官兵从未见过日本人，但大伙儿的士气仍然很高涨。

    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红军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战士们又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训练，伙食也比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