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左宪良——时为731细菌部队劳工

    朱玉芬——时为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村民

    筱冢良雄——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班学员

    松本博——时为侵华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卫生兵

    越定男——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运输班司机

    汤浅谦——时为侵华日军山西潞安医院军医

    三尾丰——时为日本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

    编导手记

    “电影不是直接简单地反映给大家看，例如表现战争的惨烈，表现人们的反战情绪，并不是简单的暴力、尸体的展示，而是如何缩短与现实的距离，希望观众反省反思，而不是刺激的场景。”

    这是亚洲导演李沧东，在“新锐导演计划”课堂上的一段讲话。触类旁通，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同样适用于纪录片。

    小的时候看电影《黑太阳731》，只记住了阴森恐怖的氛围，真正对这事开始了解，并有新的认知，是在《我的抗战》创作阶段，在《泣血控诉》的画册里，100位中国老人写满沧桑的面孔让我深受触动。

    60多年前，他们经历了那场战争，是战争的幸存者，这些幸运活下来的人，却不幸被细菌感染。战争留给他们的伤口，每一天都在溃烂。战争已经结束，但肉体带给心灵的折磨却从未停止。

    每次看到那些面孔、那些伤口，我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忍不住地想要探寻，在一张张写满了伤痛的面孔背后，隐藏的是怎样一段历史。很幸运，在筱冢良雄的故事里，我找到了答案。

    1939年，筱冢良雄是一名15岁的日本少年，他当时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在进行军事训练，为了逃脱教官们的殴打，筱冢良雄参军报了名，他和很多同学一起来到了中国。因为征兵者承诺：“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还可能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

    1942年，筱冢良雄接到了新任务：帮助军医准备已感染上细菌，即将被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在解剖室内，筱冢良雄用板刷把即将接受活体解剖的中国人清洗干净，军医用听诊器确认受害者还活着，在进行解剖后，筱冢良雄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在知道了细菌战的真相后，正式编入军队的筱冢良雄，面对的是严酷的军事法。一是非常严酷的《武器保护法》，对于所从事的工作要做到不听不看不说，另一个就是《陆军刑法》，如果任何人逃出部队的话，就将作为一个逃兵被处死。

    战争，只有杀戮，只有满地的弹壳。

    1945年，石井四郎在逃离中国前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并向他的部下宣布了严厉的军令：“绝对不能把在部队里做的一切事情说出去！”

    60多年过去了，回到国内的日本老兵中有的人良心发现，他们开始不断地经受着精神和心灵上的折磨。因为他们曾参与细菌战的过程始终不能表露，有些人终日惶恐被送进精神病院，有些人因做过这样罪恶的事情心神不宁、经常搬家。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至今没有悔悟，他们甚至裹挟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陷入愚昧的狂欢。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这一天的《大公报》社评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

    这一年6月的一天，黑龙江延寿县，正在干农活的青年左宪良突然接到伪区公所征集劳工的命令。这一天，全县有500多人接到了同一命令。

    劳工们被告知，将要上国境线去，没有期限。他们并不知道国境线在哪里，但他们都听说过，凡是被抓到国境线去做劳工的，很少有人能活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