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王家鼐（中国驻印军新6军22师第五连士兵）

    人是要有骨气的！我那在国民党军司令部当文员的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我。母亲死得早，我上大学的时候，已记不清她老人家的相貌了。但我深信，她的在天之灵，定会理解我投笔参军的苦心。1944年，我做了一名光荣的驻印军，揣着部队发给的午饭——三个馒头、两个包子和半壶水，上了飞往印度的飞机。领队的军官除了午饭，还带了一些镇静剂之类的药品，以备飞越“驼峰”时的不时之需。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是要上升到8000米以上才行的，而当时的运输机爬高极限不及7000米。因此只能在7000米左右的山峰之间曲折地穿行，也就是沿着喜马拉雅山高山峰的山腰顺着山势弯弯曲曲地飞行。新闻报道于是形象地将之称为“驼峰”。

    当年的飞机，没有三恒装置（恒温、恒压、恒湿），很多人都晕乎乎的。临近驼峰航线，一位年轻的美国白人军官走出来对着大伙儿叽里咕噜地说了许多话。大家这时都有晕机的反应，根本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川大外文系的丁耀瓒虽然也晕着，却艰难地挪过去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起来。他很有些吃惊，丁耀瓒解释说：“英语是自己的专业，就是死了也要带进坟墓的，哪有那么容易忘掉。”美国军官笑起来，夸道：“顶好！”丁告诉我们，美国人问大家是否有感不适。众人也无力回话，倒是一位老兄适时地吐在了帽子里，算是我们对他的回答。那白人看见这情景，对我们做了一个“V”字手势鼓励大家，就又回到了驾驶舱。

    好不容易到了印度，在汀江停了几天，一律住的是帐篷。炊事班除每天发给肉、菜罐头各三个外，还将饭和米汤分装好，送到各个营篷（我们用的物品和吃的东西，以及武器装备都是盟军提供的）。第一天，炊事员就挨个儿打招呼，罐头打开后不要吃完，免得猴子找你麻烦。有人不听，当晚就着了猴子的道。有帽子、罐头被猴子拿走的；有睡到半夜被猴子用爪子拍脸，拍醒后吓了一大跳的……有了一次教训，就学乖了，再没出现猴子作怪的事。

    一周之后，军车把我们送到了汀江城几公里外的营地。营房就建在公路旁的树林里，纱门纱窗，U字形的间隔通铺，每一通铺能睡六到八人，还附有简洁的卫生设施和供休息用的房子。兵种则暂时未分，管事的军官将我们按营房编队，自选临时上司，并且宣布：允许自由活动；可以投寄军邮和国内亲友通信；也可上街赶集，但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一日三餐，两次水果，有时还能吃鲜肉、鲜菜。每两天还发给一包香烟和一叠卫生纸。由于这里接近印缅边境，柏油公路上时有军车开过，开车的多是黑人。特别是在夜间，数十、上百辆军车开往前线运送弹药物资，车灯光柱闪射，竟可照亮天际一角。战争气氛是相当浓厚的。

    白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有的人在军营里玩扑克、下棋、聊天，也有的上街赶集。但这所谓的汀江城也只不过有我们的小场镇那么大，街头都竖起了大幅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彩色宣传画，标题用了中、英两种文字。当地的印度青年不但会讲英语，还会说上几句中国话。最常说的词是“顶好！”路上相遇，他们往往会竖起大拇指：“顶好！顶好！”而我们回以“哈卡！”。某些年轻人就会再加上一句“Cigarette！”（香烟），伸手向我们要香烟。所以，尽管我们好些人并不抽烟，包里仍放着部队里发给的香烟。但如是遇上了英美的军人（因为中、英、美三军军营以汀江为中心各在一方，所以一到休假时间便可看到三国的军人汇聚汀江），情况就大不相同。他们有会讲中文的，也有不会的。但不管会不会，“顶好”是肯定会说的。所以一见面，都会相互问好。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