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官生涯
<span class="center">苏先功(中国驻印军独立宪兵第三营)
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纱厂——重庆裕华纱厂的大股东有四家:张、苏、徐、黄。这其中的“苏”指的就是我们家。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重庆南开中学念过书,记得最深的就是南开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1944年,我考入了华西协大药学系,独自到成都学习。未读满一年,独山失守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11月,我没向学校报告保留学籍就报名参军到了印度。
印度雷多是继汀江之后我们到达的国外第二站。露天里搭上了许多帐篷,一顶就能住下14人。第二天,来了很多吉普车,分走了一两百人,剩下的三四百人就留下原地待命。一个30来岁的高个子上尉走到队伍前方说:“你们这三四百人就留给我管了!鄙人姓赵,赵侠义,以后就是你们的连长。”打听下来才知道,留我们做了宪兵。同学们一下子炸开了锅,闹着要换兵种,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这一吵,把营长也惊动了。他自我介绍来自云南宪兵13团,也是个大学生,又讲了宪兵工作的重要性,安抚大家。三个月之后,军训完毕,正式执勤开始了。
队里的翻译官张少校却在这时奉命调往别处,营里于是举行了选拔翻译官的英文考试。我还记得是以“你为什么要参军”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和两位校友考取了前三名: 第一名:谢海亮(华西协大经济系);第三名,卢有玳(不仅是华西协大,还是我南开中学的高中同学)。选拔结果出来之后,谢海亮分往营部工作,调往密支那;我同卢有玳留在了雷多,一个分到二连连部,一个调往三连连部,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连部与美军的联系,如领给养物资、修理军用车辆等一切与美军交流有关的工作。
领给养物资的仓库附近时常有美国的巡逻队来巡逻。还没当上翻译官之前,我就和巡逻队的一个少校交上了朋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我曾问他,他们服役要服多少年,他摆着手说:“No!No!Point!。”他们服役以“点”计算,“点”(point)也可以理解为积分,积分满了服役即结束。印象中美国人在他们的消费合作社(px)买烟、酒等东西也是要算点的。当上翻译官之后,到仓库去的时间更多了,我的美国朋友显得比我还高兴。做翻译官后第一次见到他,我开玩笑说:“现在我是中尉了!你小我大!”他立马给我行了个军礼表示欢迎。
除了巡逻队,仓库还有一个20多岁的美籍管理员。我同他也很有些交情,知道他喜欢中国邮票,就时常给他带去一些。他问题也颇多,老爱问邮票上画的都是些什么图案,表示什么意思……我也一一耐心地解答。他对我的邮票数量感到惊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出来之后,不仅同家里,还和同学保持着联系。我们在信中不仅谈些生活学习情况,有时还会寄上一些惊喜回去。热带的花花草草只要是国内没有,而我们又觉得好看新奇的,就摘下来夹在书里,干了之后寄过去。那些奇花异草就通过军邮呈现在亲人朋友眼前。印度的蚊子很特别,有一寸多长,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去抓来压成标本寄回国内。他们见到那些,更对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频频来信询问,信件自然就多起来。回信也就成了每周必做的功课之一。
还有两件事也是每周必做的。
第一件事是到华侨面馆去吃面。虽然不能同国内的面食相比,但在国外能尝到点儿家乡的味道是很不容易的。吃过面之后往往还要来上一杯牛奶红茶。面大概要花一两个卢比,而牛奶红茶还不到一卢比。我们一个月的军饷16卢比12安。这笔钱是我们享用这含有家乡味的美食的保证。
第二件事则是到紧邻的美国军营去看电影。那里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