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王瑞福（中国驻印军第50师翻译）

    1944年春，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作为浙江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听了报纸、校方多方号召，和许多同学一样，我决定投笔从军，随军当英语译员。经过短期培训后，即飞越“驼峰”，参加了中国驻印军。这期间，我随军转战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铺设输油管。直到1945年6月，我们从缅北腊戍飞回广西南宁，准备接应盟军登陆广西北海。8月，日本投降，我的译员工作结束。9月，我们飞返昆明，被遣散。

    历时一年半的随军译员生涯，所见所闻，60年后仍难忘于心。

    响应号召

    当时，日军已侵占我国东部半壁河山。广大高校师生，不愿作亡国奴，纷纷流亡到西南大后方，继续上学。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迁到昆明；浙江大学则辗转迁到贵州遵义；而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与交通大学等迁到重庆。那时，高校理工科均采用英美原文课本，教师则大多从欧美留学回来，用双语教学，因而学生的英语基础较好。

    1942年后，美军大批来到我国，援华军用物资也不断增加。但由于语言隔阂，美军只得住在招待所，无法展开工作；作战器材则在仓库中堆着，派不上用场。为此，政府决定征调大学应届毕业生及高年级大学生，紧急出任英语随军译员，并在重庆与昆明两地开办译员训练班，归军委会外事局领导。

    1944年初，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吴泽霖奉命来遵义浙大，动员同学们应征当译员。于是，我们立即响应号召，分批到昆明译训班报到接受培训。

    接受培训

    译训班设在昆明西站，学员们就住在油毛毡盖成的营房中，采取军事管理，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班主任，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教授给我们上课。

    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黄主任常给我们讲社交礼节，教大家如何着装，怎样吃西餐，嘱咐我们在社交场合衣着须整齐，最忌讳没有扣好西裤纽扣。如果发现熟人未扣齐，就应悄悄地告诉他one o'clock或two o'clock ，让他迅速而自然地扣好。在用西餐时，刀叉瓢盆不可敲响。他又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表明最进化。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民族至今仍用五个手指抓饭吃；而西洋人稍进步一点，吃饭用叉子，是四个指头；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只有两个指头，所以是最文明的。黄的英语水平极好，讲课也很风趣，我十分喜欢听。

    记得还有一位老师曾向我们介绍美国国内种族歧视问题，说在美国坐公共交通车，黑人只许坐标有“colour”即“有色人种座”的座位，不准与白种人同坐。但中国人虽是黄种人，却不算有色人，可与白人同坐。如果白种人强暴黑人妇女，警察视而不见；但若是白人妇女遭黑人强奸，就要将黑人烧死，叫作Ling-chi，警察却不闻不问。

    本来我们以为在译训班里能多学习些日常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但老师却总让我们练习数字互译。因在英语中，数字以3位分段，即以“千”计。而中文则以“万”计，即以4位数分段。所以在互译一长串数字时，要很快翻译过来，往往有些困难，多多练习确有必要。

    在昆明学习约一个月后，因日军侵犯印度曼尼坡、英帕尔等地，企图切断印度加尔各答到雷多的铁路，势将严重影响中印缅（CBI）战局，中国国内军队必须迅速前往增援。于是我们提前结业，随部队飞往印度。

    飞越“驼峰”

    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后，我国通往国外的通道全部被日军截断。虽然西北面尚与苏联邻接，但那时苏联也正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