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但是恶得不到控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他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

    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决不罢休。”

    “你怎么感觉出来的？”

    “因为他看着表呢。”

    “这个动作怎么了？”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时间。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四点五十，天快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他说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晚上了。”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她把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有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