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