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多唱那革命的,应时的……”

    “怎么唱是革命的?怎么唱又是应时的?”

    支书愣了愣,干咳两声道:“要唱,唱这样的——阶级那个斗争是个呀是纲,纲一举来哎嗨目呀么目呀么呀么呀么张来!……”

    王大伯也打断他:“你也给我打住!想当年,我介绍你入党,为的是今天听你教导我?方圆百里,我是二十几年的歌王,用得着你教我怎么唱信天游?嗯?”

    支书有些为难:“我也是不得不劝你……”

    王大伯用烟锅指点支书:“你呀你呀,你变了!你哪还像当年的你?树上掉下个软柿子都怕砸破你的头!这两年,你不好好带领乡亲们搞生产,整天价跟着搞运动!坡底村有阶级敌人?”

    支书摇头。

    王大伯生气地说:“没有你运的什么动嘛!鬼迷心窍?打从‘解放’前,坡底村就连个富农都没有,谁家不是早年逃荒的穷人在此落脚扎根?靠运动,你要是能运动出个把富农的,我倒也佩服你!”

    支书给自己辩解道:“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搞运动,就是防止出那些人!再说我也不是只带头搞运动啊!我不是也带领咱村的青壮年去山西那边下过矿吗?”

    “你那是在人家赵曙光那娃三番五次的说服下才去了的!可你才去了十来天,就把人家曙光一个北京娃调去接替你!万一人家娃在矿上出了事……”

    支书满腹委屈:“老哥,我可不是怕自己摊上矿难!天地良心,我是想要锻炼他,培养他!老哥我也六十出头的人了呀!得有个党员接我的班呀,要不咱坡底村咋办啊!”

    老哥俩突然没了话,各自沉默着吧嗒烟嘴。正在这时,赵曙光进入:“支书,是您找我吗?王大伯也在啊。”

    支书招呼赵曙光脱鞋上炕,问他:“曙光啊,咱村那二十几号人,在矿上表现得怎么样啊?”

    赵曙光认真地说:“支书,王大伯,你们就放心吧。大家很团结,也很遵守矿上的纪律。对一半工资归个人、一半归集体,也都挺想得开,没什么意见。大家都了解咱村底子太薄,没有公基金就改变不了面貌,都愿意为积累公基金做出自己一份贡献。我认为咱们坡底村人,集体主义觉悟很高。”

    “那,你走了,谁团结他们呢?”

    “我临走,和大家开了一个会。谁负责定期写信,和村里通报情况;谁负责平时常提醒大家注意生产安全;对矿上有什么意见,谁代表大家反映;和当地的矿工发生了摩擦,谁出面化解,都做了分工。我说,咱们来到矿上的,那都是坡底村的精锐子弟,坡底村本就穷,经不起再败坏名声,大家都赞同我的话。”

    支书点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幸亏山西那边缺矿工,要不咱们的小伙子大男人们,上哪儿去挣点儿现钱呢?曙光啊,我听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是党员了?”

    赵曙光点头:“预备党员。”

    “那,你怎么没把组织关系转过来呢?”

    “他们认为我不配入党,宣布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

    “谁们?”

    “学校里夺权掌权的造反派们。”

    “这事儿,不好办了。”

    “支书,大伯,如果是因为我,有什么事使你们为难的话,你们尽管直说。怎么才能使你们不为难,我就怎么做。”

    “曙光,你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咱坡底村,原本也有五名党员的,可七八年内没再发展。三年前走了两个岁数大的,两年前病死了一个中年的,到今天就剩我和你王大伯了。我要是哪天再突然一走,支部就得合并到别的村了,坡底村的支部那就没了!我倒不在乎是不是支书,可坡底村,不能没有党支部啊!那人心就散了,就更没有变好的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