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