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