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

    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补贴印刷费。所以，尽管他已经译了我十余万字的作品，我却从未向他讨过原著费。至今我仅收到过十五美元，还是他主动寄来的……日本穷人家的女儿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乾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乾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佣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佣“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几分恓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中……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沏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寂寞。她想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