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

    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

    “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

    他“友邦惊诧”了。

    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

    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

    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说：“我家不远。”

    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

    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

    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我家坐坐。

    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

    “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

    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

    “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

    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

    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