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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掘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获多。他们的收获“大大的”，我的收获“小小的”。我不知他们究竟会不会说中国话，反正他们都带着翻译。而且是中国方面的翻译，

    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尊中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的，意思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的。直接隶属于某些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访的“合法性”的。与香港、台湾、西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自由”。全不顾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们的人民。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她。因而，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抗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我的回答也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