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他生来就有四个而不是通常的两个肾脏，而且这四个肾脏还全是坏的。贝蒂婶婶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有一套说法。她从来不会没有说法，而且这些说法通常都是来源于像《世界新闻周刊）｝这类刊物。她说他原应是一对联体婴儿，但是在子宫里时，我父亲——较强壮的一个——吞食了较弱的另一个，并把额外的两只肾脏也攫为己用。“或许他也有两颗心脏、两个胃，谁知道呢。”贝蒂婶婶作出这样的说明时，《生活》杂志刚好在刊登有关来自俄国的联体婴儿的图片。我也看过同一个故事：两个女孩子，塔莎和莎莎，在臀部处相联。她俩美得令人心碎，真不该是畸形儿。这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大约在我学会分数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希望我们能把邝和那对联体婴儿交换一下呢，那样我就会有相当于一个整人的两个半体妹妹。我估计那时这地区所有的孩子就都会想成为我们的朋友，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观看我们跳绳或玩“造房子”的游戏。

    贝蒂婶婶也涉及了有关邝出生的故事。这故事不是令人心碎，却是使人困恼。在战争期间，她说，我的父亲是桂林的一个大学生。他经常到露天市场去，从一个名叫李晨的年轻女人那儿买活青蛙做菜吃。后来他娶了她；她于1944年生了他们的女儿邝，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瘦小孩子。

    贝蒂婶婶对于这桩婚姻同样也有一套说法。“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你爹长得确是相貌堂堂。他受过大学教育，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和你妈妈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要娶一个小农女呢？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那就是原因。”而那时的我已长大到足以懂得没有办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不管是什么病症，总之，在1948年，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死于肺部疾病——或许是肺结核。我父亲去了香港以寻找工作，把邝留给他妻子的妹妹李彬彬照料。李彬彬住在一个名叫长鸣的小山村里。当然了，他送钱给她们维持生活——哪个父亲会不这样做呢？可是到了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大陆，我父亲不再可能为他五岁的女儿而回去了。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香港，去美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并忘怀了他身后那些悲哀的往事。十一年以后，当他在医院中濒临死亡时，他妻子的亡魂出现在他的床脚，“召回你的女儿，”她警告说，“否则死后就要受到报应！”那就是我父亲在临死前讲的故事——多年以后，贝蒂婶婶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回溯往事，我能够想象出我妈妈在初次听说这件事时势必会有的那种感受。另一个妻子？一个在中国的女儿？可我们是一个现代美国家庭，我们说的是英语；没错，我们是吃中国食物，但也是像每个人一样，吃的是外卖；我们住在德利市一幢具有农场风格的房子里；我父亲为政府的会计署工作；我母亲出席家长一教师协会的会议；在此之前，她还从未听我父亲谈论过中国的迷信呢，他们的行事也和中国的迷信刚好相反：他们做礼拜并买生命保险。

    在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仍不断地对大家说他曾是怎样对待她：“就像待中国的皇后一样。”她面对上帝和我父亲的坟墓作了各种各样悲伤欲绝的许诺。按照贝蒂婶婶的说法，我母亲在葬礼上发誓永远也不再结婚了，她发誓要教导我们这些孩子给伊家争光，她发誓要找到我父亲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邝，并把她带到美国来。

    她仅仅信守了最后一个诺言。

    我母亲一直因她的慈悲心肠——由季节性的自愿奉献冲动融合组成——而不得安宁。有一年夏天，她成了约克玩赏狗拯救行动的一个收养者，弄得家里至今仍是一股狗尿的臭味儿；有两个圣诞节期间，她在圣安东尼餐厅给无家可归者分发食物；而现在她与一个是她当前男友的人去了夏威夷。她散发过请援书，筹措过慈善资金，也在促进健康组织的委员会服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