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quot;我要这玩艺儿干吗？quot;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quot;我没东西回送你呀。quot;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quot;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quot;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quot;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quot;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quot;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quot;

    quot;一百。quot;我坚持说。

    quot;五十，或许还要少。quot;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quot;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quot;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quot;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quot;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quot;妈妈，瞧！quot;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quot;红头阿三quot;，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quot;不要怕，quot;我告诉淡若，quot;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quot;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quot;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quot;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quot;父亲，quot;我要哭着告诉他，quot;他说即使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