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1.2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症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默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下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下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干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1.3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