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艺术家形成社会的基础，这些哲学家与艺术家表达出此一文化的精神。在另外一方面，“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属于城市中、下阶级和农夫的宗教，德国也有富商，例如福格家族（译注。住在奥格斯堡的一个家族）在福格二世（Jacob Fugger Ⅱ）时，其财富凌驾一个国家的财富，但是，他们既不是那些新宗教理论所要诉诸的对象，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据的主要基础。如同韦伯（Max b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城市中产阶级才是西方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见：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九三零年出版）根据这两个运动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不同的。（见。Ernst troeltsion，Vol Ⅳ，Gesammelte Scen，tufingen，1923）。在讨论路德与加尔文的神学时，便可以发现这两项运动之间的一些不同处。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个人解脱一些约束的过程，如何影响城市中产阶级的特性构造；我们也要试着指出，新教教义与加尔文教义，一方面说明了对自由的一种新感觉，同时也使得人们有了逃避自由了重任的方法。

    我们将首先讨论，在欧洲，尤其是在中欧十六世纪初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如何；然后，再分析这种情况对生活此时期的人的人格，有什么影响；路德与加尔文的教旨，和这些心理因素，有什么关系；以及，这些新的宗教学说，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有什么关系。（原注：笔者根据以下诸作品，来介绍中世纪后期及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史：[（1）Lamprec;Zum Verstandnis derlerder Fugger,amp;quot;G.Fic;Allgemeine irtscsgesce desMit 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amp;quot;Druck und Verlag Von R. Oldenburg, 1928. (4) Pascal, amp;quot;tion, MartinLutimes,amp;quot;London. 1933. (5)ta;Religion and talism,amp;quot;,Brace amp;amp; Co., New York, 1926 ]。

    在中世纪社会，城市的经济组织一直是比较静态的。自从中世纪后期以来，手工匠已组成行会。每一个师傅有一、两名学徒，师傅的多寡，则视社会的需要而定。虽然永远有些人，必须辛苦赚钱，维持生活，但是，大体而言行会的会员可以确信，他们可以靠努力工作，维持生活。如果他可以做出精美的椅子、鞋、可口的面包、舒适的鞍座等等，他必可过着他这一社会地位应过的生活水准。换言之，只要他有本领，就可以靠此为生。行会禁止会员之间的强烈竞争，并且强制他们合作，若干历史家指出：此种工会永远带着垄断精神的色彩，只想保护少数人，排斥新人。但是，多数的学者认为，虽然行会不见得是至善至美的制度，但是行会以互相合作为基础，使其会员有一种安全感。

    一般而言，中世纪的商业是由很多很多小商人来做的。零售与批发还未分开，即使到外国做生意的人，例如“北德商人公会”（Nortaalism”）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重要关键，这一点对了解中世纪社会个人地位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关于经济活动的伦理看法，因为在天主教的理论中，以及普通法律中，都表示过这种看法。由于塔尼的立场是客观的，不致使人们怀疑他企图把中世纪世界理想化，所以，笔者引用他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关于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说，有二：“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