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是享受的对象。人类由于发现了新的大陆，和由于在精神上培养了一种四海为家的精神，人类发现了这个世界。所谓四海为家的精神，就是但丁所说的：“吾乡即是全世界。”

    文艺复兴是一个富裕而有权力的上阶层的文化。没有分享到统治阶级的财富与权力的广大群众，丧失了他们以前身份的安全感，于是成为无定型的群众，或许会受到奉承，或许会受到威胁——但是总会受到当权者的操纵与利用。一种新的专制政治便和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与虐政，个人主义与暴动，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文艺复兴不是小书商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而是富有贵族与自治市镇公民的文化，他们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的财富，给予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和一种个人存在的意识。但是，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安全感与相与感，而这是中世纪社会结构所给予的。他们更自由，但也更孤独了。他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从生活中压挤出最后的一点愉快；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必须残忍地使用每种手段，从身体上的折磨，到心理上的操纵，来统治群众，和对付自己阶级中的竞争者。人类的一切关系，都因这种为维持权力与财富的生死存亡斗争，而受到伤害，与同志——或至少与同一阶级的人——的团结，已由一种冷嘲式的超然态度所取代；其他的人被视为被利用和操纵的“目标”，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无情地摧残他们，个人被一种热烈的自我中心，一种对权力与财富的不知足的贪心所吞并。因此，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及其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破坏。他自己也成为被利用的目标。我们有理由怀疑，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大师，是否如同他们被形容的那样快乐和安全。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J.e，p．159）我们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哲学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矛盾。他们一方面强调人性尊严，个人地位，及力量，同时又在他们的哲学中，显示出不安全感与失望。

    这种由于个人在充满敌意世界中，处于孤立状态，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就说明了文艺复兴时代中个人的特点，即是对名誉的渴求——而中世纪社会结构里的人，至少不会如此强烈地渴求名誉。如果生命的意义成为可疑的，如果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么，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的怀疑的方法。名誉的功能是一样的。它可以把个人的生活，从生活的有限及不安，提升到不可破坏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的名字能为同代人知道，而且如果一个人可以希望，他的名能永垂不朽，那么，他的生命便可籍着别人的判断对他生命的反应，而获得意义，和重要性。很明显的是，只有那些有实际办法，可以沽名钓誉的某一社会团体中的人，才能靠这种办法，来解决不安全感。但是，对那些在同一文化中的无权力的广大群众而言，和对那些“宗教改革”时期的中坚份子——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便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他们的安全感。

    我们先讨论“文艺复兴”的原因，是因为这段期间是现代主义的开始，而且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家所写的作品，帮助说明了对本书所分析之主要过程，甚为重要的若干因素——这个过程就是，人由“个人存在前期”的状态，演变到完全发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事实上，虽然“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念，对欧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影响，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其构造与其精神，并不存在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文化中，而是产生于中欧及西欧的经济与社会情况中，和产生于路德与加尔文的理论中。

    这两种文化的主要不同点是：“文艺复兴”时期代表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相当高度发展；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是由一小群富裕而有权的人来统治，并且为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