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有个记者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些腼腆又有些得意地说：“如果把我的学习时间算一算，那么我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要比其他所有科目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你总要完成学校的课程，通过考试呀？”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自己的实力，至于考试什么的，我不是特别在乎。”

    “聪明的学生不一定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是很自觉的学生一定是聪明的。你认为你很聪明吗？”

    “不。我就怕人家说我聪明，至少那些考上北大的学生比我聪明。如果你今天要我谈论什么天才，我可一句也说不出。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天才不重要，能力强不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动，是进取，是把潜力发挥出来，才能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事实上这也需要勇气。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主动精神。”

    “你很幸运，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很高的学历，却找到了好工作。”

    “是啊，像我这样的人很少。这样做的风险的确很大。当初我也没有怎么细想，要是细想想，有多少人敢这样冒险呢？”

    胡耀华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

    ——朱文力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朱文力说。

    同样的意思，在中国有另外一种表述。爸爸对儿子说：“你们班上学习最好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家庭教师；学习最差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老板。”

    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这是那些学习差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朱文力讲这话的时候，那副表情与其说是在“自我安慰”，不如说是在“自我反省”。微软的另一个研究员，张黔，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开心得大笑：“真有这个可能。我们家就是证明啊。我二哥的学习成绩比我差远了，可他现在自己开了好几家公司，做得很好。我妈妈都愿意到他那里去住啊。”

    朱文力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女性。尽管你在微软公司很难找到性别歧视的证据，但它在全世界的几百个研究员中，女性的确很少。所以你可以相信，文力一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她不仅不是“差学生”，而且还是她自己所说的那种“A等生”，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下一个优秀学生的经典之作：严格而且细腻的家庭教育、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门门功课都是5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然后是清华大学。

    她的外表有点像她的名字，端庄、文静，轻轻地覆盖在一种力量之上。她很年轻，但她在希格玛大厦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表明她在研究院里已经有些资历。她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业，又在美国的公司里做过几年研究员。为了帮助别人理解她的一些想法，她总要提到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还不由自主地拿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做比较。她相信“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愿望，都想去实现它。”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总是很害羞，不能主动地去表达自己，主动地解决问题，主动地去开辟新的道路？”

    她的想法在很多经历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共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纷纷凑在一起，居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中国，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越差；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还要好一些。”然后她就解释她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