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生死攸关，那么不惜一切代价。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区别，所以益肇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查。这个高中学生发现，美国的高中也有指标，比如加州“教育网”上，把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升学率都统计在册，还可以查出哪个学校在哪次考试当中表现如何，可以看到高中的毕业生都进入了哪一所大学。不过，校长在表述他的成就时，不用“升学率”这个概念。他们不是说“我们毕业生中有90%考入大学”，而是说“我们这个学校90%的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去读大学。”听上去好像是，“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去读大学”，而不是“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去读大学。”

    益肇如此这般调查一番，到头来发现全都没有意义。因为他那个社区有四所初中，却只有一所高中，所以把500名初中毕业生合并到一个高中，就算完事大吉。没有任何升学的动员，没有任何“战前演练”，没有“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也没有中国学生所谓“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没有那“最后的一博”，这些都没有。焦虑，期待，兴奋……这些也都没有。还是这些学生，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只不过换了一个门，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但是益肇心里明白：“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个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数字满足了这个华人家庭的某种心理期待。

    “几年以后，我将成为这20多人中的一个。”益肇这样想。

    我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都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家长都是不问这些的。

    ——李开复

    “我是中国教育制度中饱受摧残的一代，‘填鸭式’的教育、一级一级地考上来。”韩

    这样说。

    韩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没有快乐的童年”：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然后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生，一定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懂得那是他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可是，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这个观念。

    那一天，学校里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决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毕业生的成绩。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反对公布自己的分数。老师们为此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学校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过去几十年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一直为学生的优秀而自豪，也乐意向招聘者公开学生的成绩。尽管如此，校方还是不能不尊重学生的决定，对外宣布：今后学校将有义务为学生的成绩保密，招聘者也不得过问学生的分数和名次。

    韩对这种事情闻所未闻，甚至无法想象。事实上，他在那天投了赞成票。他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所以从不担心公开分数。恰恰相反，他担心，如果不说明分数优秀、名次靠前，将会影响自己未来就业的机会。让他惊讶的是，那时候美国大多数商学院已经采取不公开学生成绩的制度，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毕业之后几次应聘，人家果然不问成绩，而且这个制度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就业。这时候他才发现，分数在一个学生未来的道路上，真的不能决定什么。这同韩在中国积累的那些教育经验，真有天壤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文化是一种“排队的文化”，这一文化后面包含着两个东西：

    1.大家都必须遵循同一标准——分数。

    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个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的三个月里，“排队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几名，以及在学校里是第几名，还要能够计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几名，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