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地位。金钱和物质的迅速累积，终于由量变到质变，动摇了上层建筑最深刻的稳固因素之一：官本位制度和这个制度庇护下的曾经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位待遇，以及这种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感。

    原来，不做官，不吃皇粮，也还有更好的利益所在，也还有并不低下的工作可做。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处长，在北京人眼中，居然还真的不如中学教师在乡下人眼中的供销社营业员呢！想想那些乡下人，更加尊重营业员好像也没有错！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嘛。

    知道自己潜在价值、不断追求成功的钟图洛怎么能不崩溃？

    “他妈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从单位辞职来北京，做了一个小报记者，后来学了点外语，现在居然在一个外企做公关宣传部长，每月收入两万五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钟图洛说话的时候，愤怒而无奈，可恨而可爱。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挫败感。

    问题是，“他妈的”小报记者能够做到大型外企的年薪三十万的公关经理，那么，“他妈的”中央大型媒体的处级主任记者，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份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金钱从来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套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其他标准。问题是，钟图洛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其他标准”？假如有，“其他标准”为什么不能保持钟图洛先生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自信？其他标准是什么？

    中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全体人民都在找。人们都意识到旧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追求。而要满足这些追求，仅仅靠金钱也还是不够的。新的价值观在哪里？

    邓小平在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摸到南巡讲话的时候，终于摸着了他的价值魔戒——“发展是硬道理”。

    钟图洛只不过是这个寻摸大军里执着而迟钝的一员。他的触角伸到了我这里。他要我给他指出一个发展方向。

    钟图洛人生真正的麻烦在于，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接受了新的价值，他在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处级的主任记者)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的目标！而这个更好的目标，是游离于官本位制度之外的各种新兴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外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那些用股票、期权、年薪和奖金切实承认劳动者价值的新型国企，还是那些出国定居留学然后又纷纷回归的“海龟”“袋鼠”，钟图洛发现，在那里，人们真正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人人在那里追求着真正的价值。原来那些经过半生努力才实现的“处级待遇”，在新的机会面前，真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报考研究生，从做出决定到考上然后读完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从一个单位的最底层开始奋斗干到钟图洛今天这个水平，至少又需要四五年。钟图洛在这个梦境里，已经活了至少十年。当他开始追求这个梦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快三十的人”，而今日的他，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岁月飞快流逝，价值观急剧变化。而一成不变的，是钟图洛十几年前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钟图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的时候，已经略微晚矣：当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和巨变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人民心中追求的价值观念。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追求，其实在自己作出决定并为之奋发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这个追求之外，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崭新崭新的价值取向。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在每天每日地诞生，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当整个民族在兴奋若狂地苏醒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时候，钟图洛却在清醒而自信地冬眠。今年科长，明年处长，后年负增长。

    当他从机关里苏醒过来，佩带着处长的绶带走到如火如荼的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时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