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仍照做不误，整天说个没完。政治家说的话越多，上电视的几率越频繁，建立起来的威信就越大，那么最终获得的选票就越多，权力也就越大。所以对人类而言，说话和交流并不需要保持一致。

    对了，还有一个不错的例子，能证明人们在对话中有限的信息交流，那就是在交谈时打断别人。您可以再拿一张纸巾，记下对话被打断的次数。在别人还没说完时，他（她）为了陈述自己的观点，插了多少次嘴。看起来，人们常常对对方要讲的事完全不感兴趣，总想着“我的事优先”，就这样，交谈经常从对话变成了独白。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我们的语言根本没那么理性，不过再说下去就扯远了。那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尽管人类的语言是那么高效，可我们还是不善于清楚地做出解释。就拿系鞋带来说吧，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要用语言来描述简直是不可能的。还有，您和某人说话时，总希望跟他（她）面对面站着，这样比较方便。可是如果您要把左手边的事告诉站在右手边的人，您就会不断地向左看。您可以做个小游戏试试，拦下一个过路人，指着他（她）身后的路问接下去该怎么走，看看他（她）的脑袋究竟是看着近在眼前的您，还是转向身后的路。哈哈，人人都中招，没人逃得了。结果呢，问路的人可能都没听明白路人的解释。此类情况毫无逻辑可言。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语言作为理智和信息交流的制高点，却表现得如此不尽人意，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回到几十万年前，从人类语言的根源中找到一个解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无法确切地了解人类的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不过研究者们还是提出了许多有趣的假设。其中一个很有意思，得到了广泛接受，即我们的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交黏合剂，并非交流渠道，是团结群体成员、加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途径。对人类来说，一个运作良好的群体非常重要，对最早出现的人类及类人猿而言也是如此。猴子们是通过两两抓虱子来实现群体团结的。

    当抓虱子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出现很多对猴子，这样的两两组合把整个群体团结在了一起。群体规模越大，猴子们花在抓虱子上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而一个庞大的群体则意味着很多潜在的两两组合。这对猴子们来说还行，对我们祖先生活的群体而言就不适用了。祖先们得花很多时间来捉虱子，这样就没法去寻找食物、教育小孩，做那些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事了。于是，祖先们便在几十万年中将那种方法转变成了另一种体系——发声。他们通过发出声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具体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不过猴子们触摸式的交流被有声的交流取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声音把我们的祖先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了群体中的纽带。

    声带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于是社交行为规律中出现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多。我们都不需要太过丰富的想象力就能推断出，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的意思。有的表示“一切都很安静”，有的呢，就是“我要吃东西”，还有的则为“小心了”等等。就这样，一个词汇库应运而生。很久以后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语言，用以传递更多信息。总之，人类的有声交流起先是一种社交凝聚机制，到后来才有了传递信息的功能。如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研究人员们“偷听”了大量对话，语言社交黏合剂的功能在其中表现了出来。很多对话貌似都不是为了传递什么信息，其真正目的在于保证对话者之间的社交团结。

    语言起初仅具有社交目的，后来才具备了信息渠道这样的新功能。同理推断，其他功能也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可能，例如爱侣间的筑巢结合，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娱乐，还有那愤怒的斗兽场等等。这下您该明白上文中那些奇怪情况的具体背景了吧？日常生活中能看到——准确地说，是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