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押，但从技术上讲，他仍然处在联邦拘禁之中。这给他钻了空子。另一个具有讽刺的事实是，卡彭特与第二个受害者巴巴拉·施瓦茨是在同一验光师那里配的眼镜，而他的眼镜在谋杀现场已被发现。很不幸，那验光师并没有看过治安当局四处散发的悬赏缉拿传单。

    又有几位目击者站了出来，其中包括一位老年妇女，她从电视上认出了综合画像，指出嫌疑人就是20年前她同孩子们前往日本时所乘的客轮上的事务长。此人不停地向她的女儿大献殷勤，让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彼得·贝雷斯特是大陆储蓄信贷银行格伦公园支行的经理。据他回忆，他有一位兼职出纳员，漂亮机敏，值得信赖，名叫安娜·凯利·门吉瓦，这个高中生在去年12月底失踪了。虽然此前并未将她与“林径杀手”案联系在一起，但她的尸体也是在塔马尔派斯山公园被发现的。贝雷斯特还记得，安娜对那位口吃严重的常客态度非常和蔼可亲。贝雷斯特事后得知，此人1960年在普雷西迪奥因攻击一名年轻女性而被捕。普雷西迪奥系位于旧金山北角的一处陆军设施。

    圣何塞警方以及调查局将卡彭特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最终将其捉拿归案。结果发现他有一个专制霸道、经常体罚他的母亲和一个至少在感情上虐待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拥有超常智力的孩子，只因严重口吃而受到别人捉弄。他在童年时代表现出尿床不断和残害小动物的特征。步入成年后，他的愤怒和挫折感便转化为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以及仿佛欲壑难填的性冲动。

    他头一次犯罪入狱是在普雷西迪奥持刀握锤袭击了一位妇女，当时他的婚姻关系非常紧张，孩子又刚刚问世。据受害者报告，在实施野蛮的强暴之前和过程之中，他那可怕的口吃已不复存在。

    由于全国学院毕业生发出的请求纷至沓来，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于1978年正式批准行为科学科教官提供心理侧写方面的咨询服务。到了80年代初，这项服务已经极为普及。我是专职办案人员，而诸如鲍勃·雷斯特和罗伊·黑兹尔伍德一类的教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咨询的。不过，尽管我们对从事的工作以及我们认为正在取得的成效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位高层人士真正理解这样做是不是在有效使用调查局的资源和人力。于是在1981年，联邦调查局的机构研究发展科——当时正由从行为科学科调任的霍华德·特顿负责——对当时简称为心理侧写项目的执行情况首次展开了深入的成本效益研究。正是特顿当年的非正式咨询工作几乎是偶然地促使了这一项目的启动，如今他想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取得了成效，以及总部是否应该让这个项目接着开展下去。

    他们编写了一份问卷，分发给我们的客户，即那些曾经接受过我们侧写服务的所有执法机构中的官员和警探。这些机构包括了州、市、县一级的警察局、司法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工作站、公路巡警队以及各州的调查机构。虽然要求回答的大多数问题与谋杀案有关，机构研究发展科还收集了我们对下述类型的案件提供咨询的有关数据：强奸、绑架、敲诈勒索、恐吓、骚扰儿童、人质事件、意外身亡与自杀的确认。

    对于局里许多人来说，侧写依旧是一种朦胧的、难以评估的概念。不少人视其为巫术或魔法，其余的人则把它看成是门面装饰。因此我们很清楚，除非做出强有力的、经得起考验的论证，否则行为科学科所从事的一切非教学性工作就可能前功尽弃。

    1981年12月，当研究报告送来时，我们无不为之感到欣慰和如释重负。全国各地的办案人员对我们好评如潮，鼓励我们继续执行此项计划。这份研究报告的附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归纳的：

    评估显示，此项计划实际上比我们任何人所真正认识到的还要成功。行为科学科的杰出业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