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根据逻辑推理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重罪犯为什么愿意同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特工合作呢？我们在项目启动初期也曾对此有过疑惑。然而，我们几年来接触过的绝大多数重罪犯的确同意与我们交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几种原因。

    有的人对其罪行真的感到大惑不解，觉得在心理研究项目上提供合作是一种进行部分赔罪的方式，同时据此也更加了解了自我。我认为埃德·肯珀就属于这一类型。如我指出过的，有的人则是警察迷和执法迷，一味地喜欢接近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有些人认为与“主管当局”合作或许会带来一些好处，不过我们不曾做过任何许诺，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另外一些人感觉受到了冷落，一心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和摆脱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我们的探访正中他们的下怀。再有的人索性就是欢迎能有这个机会，好让他们以叙述生动的细节重温谋杀幻想。

    不管这些人有多少话要讲述，我们都愿意倾听，不过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在1980年9月的一期《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做了概述，解释了这项研究的宗旨。

    1．什么导致了一个人成为性罪犯？有何预警信号？

    2．什么因素有助于激发或抑制他去犯罪？

    3．预谋案中的受害者对各种类型的性罪犯应当采取什么反应或应急策略才可避免受害？

    4．性罪犯的危险性、预后、处理以及治疗模式具有什么含义？

    我们认识到，要想使这个项目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能够当场过滤每一罪犯告诉我们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很理智聪明，如同这些家伙中的许多人一样，你就会找出他的某个弱点并加以利用。就其本性而言，大多数系列凶犯都是出色的操纵者。如果情绪不稳定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假装情绪不稳定。如果悔罪自责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表现出一副悔罪自责的样子。但是，不管他们认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我发现，那些愿意同我们交谈的人都是相似的。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思考，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自我和所犯的罪行，能够把那些细枝末节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事先掌握有关他们及他们罪行的足够资料，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在讲真话，因为他们同样有足够的时间另编一套说法，从而使得他们比卷宗所揭示的要值得同情和无辜。

    在早期的多次访谈中，倾听完罪犯的故事以后，我总要转向鲍勃·雷斯勒或者身边的任何人，问道：“他会不会是因草率定罪而入狱的？他对任何问题都拿得出合乎情理的答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抓对了人。”所以，我们回到匡蒂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核有关记录，联络当地警方索取有关案情卷宗，确保没有发生可怕的错判。

    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的鲍勃·雷斯勒对六岁的苏珊娜·德格南被杀一案感到震惊，同时也颇有兴趣。小女孩是在家中被人劫走后惨遭杀害的。她的尸体被跺成碎块丢进埃文斯顿的下水道，后来被人发现。一个名叫威廉·海伦斯的年轻人最后被捕归案并供认不讳，同时还承认曾经潜入一幢公寓楼行窃，由于局面失控杀害了两名妇女。在杀害弗朗西斯·布朗时，他用她的唇膏在墙上涂写道：

    海伦斯将谋杀归咎于乔治·墨曼(没准“墨曼”是“杀手”的缩写)，他声称此人就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鲍勃一直认为，海伦斯一案也许是促使他决意献身执法事业的最初动因之一。

    罪犯个性研究项目获得资助并启动之后，我和鲍勃前往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的斯泰茨维尔监狱对海伦斯进行了访谈。自1946年被定罪以来，他一直在监狱服刑，一直是模范犯人，成为该州第一个在铁窗中完成大学学业的人。他在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我们访谈他时，海伦斯否认与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