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经科医生对他做了临床检查，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年后，他已重返外勤工作站，因残废原因而被免职。我为他感到难过，不过警匪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十分相近的：你必须向每个人证明白己有多么刚强。

    尽管我采取的是随和幽默的方式，也同样不能幸免类似的遭遇，好在所受的作弄大多是校园里常见的恶作剧。有一回，班上的学员把我寝室里的家具搬了个精光；另有一回，他们把我的床单剪短；还有好几回，他们将玻璃纸粘在我的抽水马桶座上。你必须想法化解压力。

    曾经有一度他们搅得我简直要发疯，情急之中我决定躲避一会儿。这帮人不愧为优秀的警察，居然就能准确地感觉到那一时刻的到来。他们用空心煤渣砖将我那辆绿色MGA车垫了起来，刚好让车轮腾空一丁点，这样启动时车轮只能空转。我坐进车子，启动了发动机，猛踩离合器，挂上了挡，可车子就是无法加速，而我怎么也想不通，车子为何停在原地不走。我下了车，诅咒着这辆发动机性能如此蹩脚的英国车。我打开发动机罩，用脚猛踢轮胎，又弯下身子查看车况。霎时间整个停车场车灯齐明。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打开了车前灯，灯光照射着我。他们口口声声说很喜欢我，闹够了以后，又替我将车子放回到地面。

    外国学员也免不了被人作弄。许多外国学员来的时候带了空行李箱，因此常常上军人服务社大肆采购。我对一位埃及上校印象特别深刻。他曾经询问一位来自底特律的警官“fuck”一词有何含义。(大错特错。)那位警官告诉了他(他的解释倒也有几分准确)：这是一个通用词，视语境而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不过大部分时候几乎都可适用。其中一层意思是“漂亮的”或者“高级的”。

    于是乎此人来到军人服务社，走到照相机柜台前，用手指点着说：“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闻言色变的年轻女店员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在场的其他几位学员赶紧走到他身边，向他解释说，尽管这个词的确用法多多，却是不可当着女性和小孩的面说出来的。

    还有一个日本警官，出于礼节的考虑向一个美国警官打听了遇到他非常尊重的教官时如何表示应尽的礼仪。于是每当我在走廊上遇上他时，他总是面带微笑，恭敬地一鞠躬，向我表示问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非但没把事情复杂化，反而回敬他一鞠躬，面带微笑地说：“也操你的。”

    一般而言，当日本人派员来全国学院受训时，会坚持一次送两名学员。没过多久我们才知道，其中一人是长官，另一人是下级，要负责为长官擦皮鞋，铺床，打扫房间，并且通常担任其仆人。有一回，几位学员去找吉姆·科特，抱怨说那个日本长官要定期练习空手道和武术，把他的随从打得死去活来。科特把那位长官叫过去，向他说明学院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毫不含糊地正告他，他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这件事证实了文化差异上的障碍是必须克服的。

    我旁听了全国学院的课程，对他们的授课方式有了了解。当培训于12月结束时，行为科学科和教学组都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教学组组长还主动提出替我支付进一步攻读研究生的学费，不过我倒觉得对行为科学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我回到了密尔沃基，对获得匡蒂科的新职位如此充满信心，以致我和帕姆还在匡蒂科的调查局全国学院南面不远处购置了一块五英亩的土地。1977年1月，局里宣布要进行一项人力资源研究，在此期间一切人事调动暂时冻结。我的新职位就此泡了汤。我被弗吉尼亚州的那块地产给套住了，不得已只好向我父亲借钱，支付了分期付款，可我对自己在局里的去向还是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