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警察非但没能从客观角度去对待他，反而对他花言巧语，试图降到他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他们七嘴八舌，不停地打断他的说话，不去倾听他在说些什么，也不去尽量设法了解，他在人质事件中到底想图些什么。

    警察局长赶到现场时——重申一遍，我绝不会听任这种事件发生——摄像机镜头转了过去。局长一到场，便“正式”表示对他所提的要求不予理睬，随后，如大家所看到的，那家伙对准自己的脑瓜抠动了扳机，脑浆四溢。

    不妨拿此案与帕特·马拉尼处理的科里·穆尔一案做一下对比。很显然，穆尔已经举止失常，而且很显然，所有白人是不会离开地球这个星球的。但是通过倾听扣押人质者的要求，马拉尼就能辨明穆尔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满足。马拉尼提出为穆尔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让他陈述自己的观点，于是穆尔释放了人质，没有流一滴血。

    在匡蒂科受训期间，我在行为科学科已小有名气，因此帕特·马拉尼，迪克·奥尔特和鲍勃·雷斯勒把我推荐给了杰克·帕夫。在我启程返任前，科长把我叫进了他那间地下办公室面谈。帕夫是个讨人喜欢、和蔼友善的家伙。他肤色黝黑，烟不离口，长得酷似维克托·马图尔。他告诉我，教官们都对我印象很不错，希望我考虑回到匡蒂科担任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培训项目辅导员。这项提议使我受宠若惊，我表示很乐意接受。

    回到密尔沃基以后，我还是编在犯罪反应分队及特种武器攻击小队里，不过大量时间是在州内各地奔波，训练企业经理人员如何对付绑架和敲诈勒索，并且训练银行官员如何对付单人及团伙持枪抢劫，此类事件在地处乡下的银行尤为猖獗。

    那些久经商场的商界人士在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上无知得使人吃惊，他们听任自己的日程安排、甚至度假计划登载在当地报纸和公司的简讯上。这很可能使他们成为绑匪和欺诈之徒攻击的目标。我教他们及其秘书和下属如何评估打进来的电话以及有关信息披露的请求，如何确定打进来的欺诈电话是真是假。例如，公司经理们时常会接到电话，说他的妻子或小孩已被绑架，他必须将一定数目的赎金放置到某一地点。事实上，他的妻子或小孩是绝对安全的，在整个过程中毫无危险可言。但是那个想发不义之财的歹徒事先就清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短时间内别想找到自己的家人，因此如果歹徒说得出一两个似乎站得住脚的事实，就能让这位惊恐的经理乖乖接受他的要求。

    同样，通过敦促银行官员建立某些简单的程序，我们就能使抢劫银行的成功率降低。劫匪的惯用伎俩之一就是一大清早守候在银行门外，等待分理处经理前来开门上班。歹徒会挟持这个经理，然后当其他毫无提防的雇员前来上班时，会被一一扣下。随后，你便得知分理处里面关押着满满一屋子人质，你接手的是一个大烂摊子。

    我让一些银行建立了基本代码系统。当第一个人早上来上班，发现情况一切正常时，他或她要做一件事——调整一下窗帘，移动一下盆景，打开某盏灯之类的事情——以此作为信号向其他人表明情况正常。如果第二个人来上班时没有见到这个信号，他或她就不应该走进去，而要立刻报警。

    同样，我们还训练出纳人员——因为他们是事关所在银行安全的关键人物——在恐怖局面下应怎样见机行事，而不是英勇献身。我们解释了如何小心搬运当时被广泛使用的易爆型钱袋。根据我对某些得逞的抢劫银行犯所做的访谈结果，我指示出纳人员在接下递给他们的表示抢劫意图的纸条时，要故意“神色紧张地”让纸条落在装有铁栅窗的出纳室的他们这一边，而不要还给抢劫者，这样就保留了一件有价值的罪证。

    我从访谈中得知，抢劫犯都不喜欢贸然对银行下手，因此要是你能记录下进入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