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尼格尔和我与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饭店餐厅共进午餐。我们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状盖饰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气勃勃的大学生便服。用餐结束后，我们乘电梯回一楼大厅，电梯好像是层层必停。每停一次，电梯里就显得更为拥挤。

    电梯降到一半时，鲍勃转向帕姆说：“我们今天这顿饭吃得真愉快。下回我们再来市中心，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帕姆望着地面，尽量不做出反应，这时我插了进来：“下次由我来带掼奶油，你来带樱桃。”电梯里其他乘客面面相觑，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帕姆终于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他们都望着我们三人，好像我们是变态狂。

    帕姆定于秋季学期作为交换学生赴英国考文垂学习。8月下旬她飞往英国时，我已十拿九稳，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我从未想到要问一问帕姆对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她不在美国时，我们书信不断。她的家我跑得很勤，她家就住在密歇根州露天商品展览会附近的阿拉梅达街622号。帕姆还是个小孩时父亲就已去世。她母亲罗莎莉非常好客，于是我利用了这一点，每星期有好几回上她家吃晚饭，同时对她以及帕姆的弟弟妹妹进行侧写，以便设法摸透帕姆的习性。

    这一期间，我结识了另一位女性，帕姆后来称其为“高尔夫宝贝”(尽管她俩从未见过面)。同样，我们是在酒吧里相识的。回首这段往事，我当时光顾酒吧的时间肯定是过多了。她二十岁刚出头，相当迷人，刚刚大学毕业。在我们刚认识时她就坚持要我上她家去吃饭。

    原来她家住在迪尔伯恩，即福特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她父亲是一家大汽车公司的总裁。他们家住的是一幢石砌的大房子，辟有私人游泳池，还有艺术品原作和时尚家具做摆设。她父亲年近半百，一副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她母亲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同坐在餐桌旁，两边坐着我的新女友的兄弟姐妹。我开始侧写这个家庭，试图估算出他们的财产净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对我做出评价。

    一切进展得过于顺利。他们似乎对我是调查局特工这一点颇有好感，这倒是与我所熟悉的帕姆圈子里的人大不一样，这让我愉快。不过这些人当然有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我越来越紧张，而且我意识到，紧张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几乎要我马上就结婚。

    她父亲询问了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服兵役情况。我告诉他，我管理过空军基地运动场地。然后他告诉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郊区拥有一处高尔夫球场。他接着侃起了什么平坦球道呀，什么形击球区呀，而我则在不断提高对他财产的估价。

    “约翰，你打高尔夫球吗？”他问我。

    “我不打，伯父，”我一拍不落地答道，“不过我的确愿意学习。”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捧腹大笑起来。我当晚留宿她家，睡在一个小房间的长沙发上。半夜时分，那个姑娘走过来看望我，不知怎么她竞能“梦游”下楼来看我。也许是将要住在这所高档住宅里的念头让我害怕，也许是进调查局以来担心被人算计的本能起了作用，总之，我被她的大胆进攻吓住了，不过这一点与她家里其他人的表现倒是相符的。在享受了她全家的殷勤款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次日早晨，我告别了她家。我知道从此便与过上优越生活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1971年圣诞节前几天，帕姆从英国重返故里。我已决定向她求婚，并且买了一枚订婚钻戒。在那个年头，调查局有不少关系户商店，你可以上那里买到几乎任何想要的东西。我去买钻戒的那家公司就非常感激我们侦破了一起珠宝偷窃案，因而出售给特工的商品都格外便宜。

    由于价格优惠，我买得起的最大钻戒重达1.25克拉。不过我拿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