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说，他们已分居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思忖道。这时我听见那个疯子沿着过道冲了过来。

    他开始一个劲地捶门。“桑迪！我知道你在里面，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叶窗开向过道，他正在用力扯拽着窗户，想把它们从窗框上扯下来。与此同时，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跳下去的地方——我们住在酒店二楼——可是没有窗户能够让我跳下去。

    我问她：“这家伙会不会携带枪支什么的？”

    “他有时带把匕首。”她说。

    “噢，该死！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打开门。”

    我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她拉开了门。那位先生冲了进来，直冲我而来。不过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我的身影轮廓。我肯定显得又高又壮，因此他改变了主意，收住了脚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这狗娘养的！给我滚出去！”

    我心想，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我已经展示了一天，况且现在时间还早，便很客气地说：“好的，先生。事实上我正准备要走。”我又一次逢凶化吉，皮毛无损地摆脱了另一个尴尬局面。然而我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乱七八糟。顺便提一下，我驾驶父亲的绅宝车与朋友比尔·特纳驾驶的红色MGA车进行一场比赛时，还撞坏了父亲车子的前轴。

    一个星期六早晨，母亲拿着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进了我的房间，信中称他们想约见我一次。我来到曼哈顿的怀特霍尔街，与其他300人一起接受了一次兵役体检。他们要我做深屈膝动作，当我弯腰时，你能听见膝关节噼啪作响。同乔·纳马思一样，我因打橄榄球受伤，被取下了膝盖的软骨，只不过他的律师在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们推迟了录不录用我的决定，但最终还是通知我说，山姆大叔确实需要我。我不愿进陆军去碰运气，而是立即报名参加了空军，虽说那意味着四年服役期，但我估计空军会提供较好的教育机会。或许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纽约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机会差不多都糟蹋掉了。

    我选择空军还有另一层原因。当年是1966年，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我这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一般来说，我认为自己是肯尼迪的民主党的支持者，那是因为我父亲是长岛印刷工会的官员。可是要我为一个我仅有模糊概念的事业去卖命，我不大甘心。我记得当时有位航空机械师曾告诉我，只有在空军里是当官的——即飞行员——上前线参战，而让当兵的留在后方提供支援。既然我无意当一名飞行员，这种情形听起来倒挺对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接受基础训练。我们这一训练班共有50人，大约半数是像我这样的纽约人，半数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小伙子。教官们总是与北方人过不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我喜欢和南方人呆在一起，我发现他们比较可爱，远不像我那些纽约伙伴招人讨厌。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基础训练压力重重。我在团体比赛运动方面曾接受过教练的严格管教，我承认近几年来一直惹祸不断，因此将训练教官的申斥责骂视同玩笑一般。我能够识别出教官在动什么脑筋和玩什么心理把戏，而我的体格向来就很棒，故而基础训练对我来说是不难对付的。我很快成为一名M16自动步枪的射击能手，也许这是因为我在高中时做过投手，练就了善于瞄准的本领的缘故吧。我参军以前惟一的枪支射击经历就是十几岁时用气枪瞄准路灯射击。

    在基础训练期间，我又一次获得了惹是生非的名声。我练习举重后会气喘吁吁，再加上剃了个短平头，大家便叫我“俄国熊”。另一班中也有一人得到了类似的诨名，于是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观点：要是让我们俩进行一场拳击赛，对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