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他们很少萌发类似同情、负疚或悔恨这些常人所有的感情。

    有时，捕获他们的惟一方法便是学会像他们一样去思考。

    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误会，以为我会把严加保守的调查机密泄漏出去，从而为未来的凶手提供入门知识，让我现在就来消除你们在这方面的疑虑。我将叙述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如何将行为方式研究发展成罪犯个性侧写、犯罪研究和起诉策略的。即便我有意，也不能够将它变成一门介绍入门知识的课程。首先，训练那些经过挑选才加入我们科的早已经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特工，我们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再者，无论凶手自以为有多大本事，他越是想方设法逃避侦破或者让我们误入歧途，就越是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便于破案的行为线索。

    诚如几十年前柯南道尔爵士通过福尔摩斯之口所说：“特异性几乎毫无例外是一条线索。一次犯罪越是普普通通，越是没有特色，就越是难以侦破。”换句话说，我们掌握的行为线索越多，我们能够为当地警察提供的侧写和分析就越完整。当地警察办案时掌握的侧写越是充分，就越能够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从而集中全力寻找真正的凶手。

    说到这儿我要对本书做一点声明。调查支援科隶属于位于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暴力案件全国分析中心，我们是不负责抓获凶手的。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负责抓获凶手。抓获凶手的是当地警察，考虑到他们所承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压力，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谓工作出色。我们尽力而为的是，协助当地警察突出调查重点，然后提出一些可能有助于挖出凶手的前摄手法方面的建议。一旦他们抓获了凶手——我再强调一次，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就会设法构想出一套策略，协助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展现出被告的真实个性。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从事过研究，且拥有专业经验。当面临一件系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当地警察局可能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恐怖暴行，然而我的人员大概已经办理过不是几千件，也是几百件的类似案件。我总是告诉手下的特工：“如果你想了解艺术家，就非得观看他的作品不可。”许多年下来，我们已经观看过很多“作品”，与大多数“卓有建树的”“艺术家”进行过广泛的交谈。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系统地开展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科的工作，它后来更名为调查支援科。尽管对我们的成就加以赞扬和戏剧化渲染的书籍(例如汤姆·哈里斯那部令人难忘的)大多都多少带有想象色彩并且具有戏剧破格的倾向，可是我们的前辈在办案过程中确确实实更多地凭借犯罪虚构而不是犯罪事实。在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创作的经典小说《停尸间的谋杀案》中，主人公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位行为侧写家。在那个故事里侧写家首次运用前摄手法迫使真正的凶手现身，同时证明了那个被当成凶手投人监狱的人是清白无辜的。

    如同150年以后供职于我们科的男士和女士一样，坡认识到，在单凭法医证据还不足以侦破一起作案手段极其残酷，且看似缺乏动机的案件的时候，侧写是有价值的。“在得不到一般性线索的情况下，”他写道，“分析师会让自己进入对手的心灵，设想自己就是凶手，于是常常一眼便看出，那些仅有的破案方法可能在诱使他犯错误，或者在促使他草率得出错误判断。”

    还有一个小小的类似之处值得一提。杜平先生喜欢独自在房间里工作，关上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以避开日光和外界的侵扰。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一点上则别无选择。我们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都设在地下好几层，没有一扇窗户，因为原先的设计意图是，在发生全国性紧急事件时将其作为联邦执法部门的安全总部。我们有时戏称自己是在全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