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养3千彝丁。

    辽事初起时，调川湖贵三省兵，兵部为了凑数，把无主苗民招来凑到这些援兵了。

    然而这里苗民之间很多就是世仇，“以世仇杀之人并驰而入”。

    明末明军野战击败清军的例子也不少。

    比如“奴酋攻克清河”的当天，驰援清河的参将贺世贤“自叆阳驰赴遇贼剿其一栅斩首一百五十一颗”，而“奴酋攻陷铁岭”，总兵李如桢、贺世贤等“闻报驰援比至铁岭已失乘奴惰归斩获虏首一百七十六级”。

    不是不能打，但无一例外的是，都是小规模冲突。

    也就是说，只要明朝那边摆出阵势，聚个万儿八千的打，那就必败无疑。

    这种诡异的事，说明明军的组织度已经弱化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了，说明明军已经快不知道如何指挥八万十万人的大阵仗了。

    从战略到后勤，再到整个战役的把控调度，都是一坨浆糊。

    只有千把人这种连小规模战役都算不上，只能称为“战斗”的情况下，明军才能得胜。

    华国有句话叫“人多了乱，龙多了旱”，明军到最后就出现了这种诡异的事。

    所谓堂堂一亿多人口、百十万兵马的的国家，没有了这种调度能力，那就没有丝毫的战争潜力。

    正如历史上辽事那样，添油战术，葬送进去十万，再填补十万新的，再次葬送，再填补。

    这些都说明军不能打吗？不一定。

    但明军没有了靠谱的指挥体系，没有了组织能力，那种“将十万兵，横行朔漠”的能力消失了。

    这种情况下，“虽关、岳束手”。

    用家丁打仗，是明朝战争趋于小规模的现状而发展出现的。

    明朝最后一次集结数万精锐兵马开动，差不多是成化年间打建州，从那之后虽然北边、两广也是连年用兵，但都是小规模冲突，对付内地叛乱比如刘六刘七等人，也不需要集结几十万军队精锐。

    因为人数增多，对于将领的后勤及指挥的协调能力是个非常大的考验，而现实又是明军用不着一次出动十几万的部队，甚至五万人都不需要，千把人就足够，那么明军将领自然更擅长带着千把人的精锐来打。

    因为这样指挥调度的难度低，而且也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而同时，作为明军主要兵源地的各地卫所，也渐渐出现“阶级固化”。

    各军镇的总兵基本上就是九边那几个军镇的将门家族来回换防，这导致将领对于自己家族的旧部渐渐产生一种依赖关系。

    毕竟打仗这事熟人用着更放心。

    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指挥层面，明军开始出现“将门”现象，父子承袭、兄弟相援；作战层面，家丁作为绝对主力，地位越来越重要。

    而这两个使得明军更加趋于内敛和小众化，将门拢共就那些，家丁也不可能成千上万。

    大抵从嘉靖中期时期开始，这种事就越来越普遍了，到了五十多年后万历时期，我们发现明朝似乎突然出现了一波“名将”潮，还是家族性质的。

    所谓西麻东李也开始在这个时候名声大噪，而榆林尤家、榆林王家、延安杜家、大同王家、宣府马家、西宁柴家也逐步兴起，并在万历末期开始到南明，互相交织出一张军界的脉络网，几乎垄断了明朝的军事将领。

    这很难说是一个好事，家族之间子承父业，兄弟之间互为倚援，甚至家丁都是父子世袭的，打来打去，就是一群人系统内部的自嗨。

    花花轿子人人抬，你西宁柴家的人来我榆林当副总兵了，我们好说好商量，因为我榆林尤家也有个侄子在西宁当参将，大家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商业吹捧一下好早日谋个左都督才是正事。

    至于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