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并且给我听交响乐？我想这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到了27岁，我才敢向他提起这个问题（以前我甚至怕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说肖邦是好东西，当我号陶大哭，他就是要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肖邦。那时周围没有人家像我们一样拥有唱机和电视机，那时肉、布、油等物品还在实行配给制，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拣菜叶过生活，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

    父亲说他根本想不到我会怕那幅挂在墙上的复制品，他说你为什么不看挂在旁边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或者我的图纸，你为什么要看那幅画像？最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会那么怕她？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问多一次，我的恐惧就减少一次。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么小，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我的父亲为什么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对付我的哭泣。

    因为太害怕，其实到现在我都没仔细看过这个女人，然而有关童年的记忆，最清晰的，就只有这个女人的画像。

    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开始确定：她的眼睛，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她的鼻子，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灾难的漩涡；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秃秃的眉骨，是无所不在的嘲讽；她的衣服，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还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

    这个女人权危险，而我曾是如此靠近这危险，似乎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看见她。在历史课上，在这幅画像的幻灯片面前，我曾持续惊叫，喉咙发紧，因此被老师当成坏学生罚站，接着被叫到教导处训话，并被追问是否看过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

    从那时起，我开始恨画她的那个人，我恨所有自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这种恨就是很，当我敞开我的心扉，这痉挛着的愤怒便跳动在我的血液里，我把这种感受命名为“恨”。

    对于这幅画像毫无疑问的惊恐，带走了我对父母所有的亲密，并使我过早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

    渐渐的，我找到了对付这种恐惧的力量，那就是月亮，月光；或者像月光一样的光线；像月光一样的眼睛。嘴唇；或者像月光一样的男人的背。

    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春天总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爱。对此我们都曾迷惑。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例如病菌，例如恐高症，例如“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她长得像一张白纸，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一种出神的状态。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把所有的人分为做过爱的人和没有做过爱的人，那时我是个爱吃巧克力的女孩，郁郁寡欢，成绩不好，我收集各种糖果纸，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

    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块的，她的脸上经常会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孩，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后来，玲子告诉我她可以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并且目光“炽热”。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炽热”

    这个词。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她为此羞耻。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没有人看她了，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

    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