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东四九条，我们摸着黑往里走了个百来米，看见一辆老红旗车停在一个朱门宅院前，没有名字，没有斜披欢迎绸带的领位小姐，只有门牌号——东四九条66号。我们四下里观望了一下，揣摩着八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饭馆，于是推了门溜了进去，不像是去吃饭，倒像是在溜门撬锁。

    坐在新红资俱乐部的小院儿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子里点了灯。身边奔忙着穿旗袍和扮成红卫兵的服务生。服务生把一瓶Great all

    1992（长城干红1992)轻轻插到冰水桶里，冰块儿在接触葡萄酒瓶的一刹那发出“噼啪”的粉碎声。院子里传来低沉而悠扬的歌剧，起风了，柳枝伴着光影晃动着，让人想起了电影《蝴蝶君》的开场。我举着酒杯坐在院中，让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延续下去，让内心缠绵的想像延伸下去。这情这景以前也是熟悉的，离开多年后重新回到这景致中，时空有了些错位，心情也不再依旧，唯有那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回头望去，月在屋檐上；低头望去，月在水缸中；抬头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很快，小院儿就被客人填满了，都是老外，我坐在里面反倒像是“客人”。听说新红资俱乐部的主人是一对美国通夫妇，寻了这川岛芳子的故居圆他们的中国梦，当然也没少从来中国的老外和热情招待老外的中国人身上赚钱。

    第一道菜是毛氏红烧肉，一个偌大的盘子里盛了一小勺红烧肉，肉是点缀，盘子上放的荔浦芋头雕的毛主席像才是主角儿。库切尔兴奋地掏出相机“啪”就是一张。第二道菜大同小异，一勺膳糊，主席像换成了邓小平的像，名为“邓家膳丝”。

    “太棒了!我想下一道菜就该上北京市长了。”库切尔“啪”又是一张。

    “北京市长”没有来，两根芦笋被劈成了四半儿拼了个“忠”，浇了些芡汁儿就端了上来。我敢说这道菜的成本只有两毛钱。

    晚餐后，我们挪进了充满僵尸味儿的厢房酒吧。房间里摆满了从中南海更新下来的前苏联式样的沙发，破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毛边儿。

    库切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Ginger，你说这沙发上是不是坐过毛主席的屁股？”

    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前呼后拥地进来了。图书展上已经和他们见了面，今天想进一步聊一下合作版权的事宜。

    库切尔神采奕奕地说：“我们去年发行的一套丛书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首发就是五千册。”

    社长听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对我说：“你告诉他，五千册也值得说，我们随便一本书一发就是五万册。发得好的，一年再版好几次呢。”

    库切尔一听又说:“我们今年在天虹体育馆做了一个新书推广活动，场面浩大，来了一万个学生。”

    社长又是摇头，他没有心思再和他比下去了，毕竟人口在那儿呢。一个北京的人口就等于半个加拿大，随便一煽乎就是几万人。

    社长换了话题说：“帮我问一下他们一个选题多长时间能发行出来。”

    库切尔说：“整个过程要两到三年，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环节的质量。”

    这在加拿大的确很正常。

    “不会吧？简直是太慢了，在中国这样做下去，市场都没了。我们一个选题从提案到成书出来少则两三个月，多也就五六个月。”社长说，“你告诉他，我们社正在搞改革，实行编辑负责制。一个选题不再是分配制，而是公平竞争。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推广方案，评委投票选举。这还不完，中标的编辑把所有落选人的精彩之处融会到最终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就是最棒的，最具竞争力的方案……”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译得不好，没有把社长的精髓说到位，

    库切尔不但没有赞赏反而问我：“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