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沟通。”肖梅说。

    “文化不同嘛，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点没错。”我说。

    “你可能羡慕我，其实呢，我反倒羡慕你，日子是过得拮据了些，可你在家能说了算。两边父母过来是闹了矛盾，可他们毕竟也住了小半年，我父母只待了一个半月就走了，走的时候还特别委屈。”肖梅无奈地说。

    望着肖梅开车离去，我站在窗前想：移民加拿大真是好比你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Gucci(古奇)新款女包。打了光的专业摄影，时尚的广告设计让你垂涎欲滴，再加上世界名模摆个优美的姿势一代言，你就觉得此生不拥有更待何时。于是下定决心攒了好几个月的薪水，放弃了休假去旅行的计划，终于买下了正版的Gucci新款。沾沾自喜后，每天拎着Gucci去挤公交，穿梭于地铁。挎在肩上怕丢了，拎在手中怕没人看见。看见了又怎样？旁边一个大妈也拎着个Gucci，秀水市场买的。于是就开始莫名地失落，Gucci在名模的手上是精彩的点缀，在平常人的手上就变成了累赘。原来才发觉，高贵其实是一个整体，有了Gucci的女包，就要配夏奈尔的套装，就要坐宝马轿车。原来才发现，幸福其实也是一个整体，除了环境的因素，还要有心理的因素。每天吸着没有污染的空气而找不到工作的日子只能是委屈，哪里有幸福；每天看着大片的草坪，心里挂念着在北京生病的老父老母的日子只能干着急，哪里有幸福。

    幸福就是一双鞋，鞋大鞋小，只有自己知道。

    26.又见英大姐

    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聪明得可以说安上尾巴就是猴儿。

    阳光下，一个大号女人坐在窗旁，皮肤黝黑，梳着短发，一身黑色的劲装。露出的胳膊也是黝黑的，左臂上有块不大不小的伤疤却是白的，像套了双破了洞的透明黑丝袜。

    英大姐的变化让我开始怀疑是否曾经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个把月。记得最后一次见英大姐还是在一次社区活动中心的舞会上，五刀一张票，水泥地，椅子都码在墙根儿下，很像小时候去我妈厂子参加的单位舞会。

    英大姐进来的时候，肖梅悄声对我说:“我看见‘江姐’了。”

    “哪儿呢?”我好奇地问。

    肖梅朝英大姐的方向一抬下巴颏儿:“不是‘江姐’，这年头谁还穿这样的行头呀。”我顺势望去，果然，英大姐的打扮像五十年代参加集体舞会的厂干部:红毛衣，呢子裙，脖子上垂着马海毛的白围巾，朝后梳的马尾巴把脑门儿揪得光光的。

    最后一点关于英大姐和小戴的音讯是英大姐在考保险经纪人执照，戴博士在宰鸡厂杀鸡。

    小戴当然姓戴。他是一个小号男人。无论从体积到面积，

    都比一般男人小了一号，所以大家叫他“小”戴。小戴太太姓英，英明的英。她长得虎背熊腰，腰杆子比一般的女人都大一号，所以大家都叫她英大姐。

    在常人的脑子里，“小”永远是被保护的对像，而“大”永远都是强大的象征。

    小戴在四川的时候可不“小”。他是国家科研单位的大博士。国家一共就没有培养出来几个火箭博士，小戴受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

    英大姐那时只是当地一家中医院的针灸大夫。医院里塞满了像她这样的大夫，每天托着个盘儿，一进病房就开扎，英大姐手麻利得就像在插秧。在这样的医院里，哪怕升个主治医师也要熬年头。

    小戴顶着博士的头衔轻松地分到了三室两厅，得到了处级的职称，走到哪里都是“戴博士，戴博士”地呼应着。英大姐默默无闻，白天带饭上班，晚上带孩子做饭。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她快乐而知足地生活着。

    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在北美接受教育，从小说上流利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