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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的习作《枫》
心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我要对得起人民用血泪铸成的历史。

    有的同志认为中没有光明面,太悲、太压抑,调子太低,看不到必胜的未来,给人以鼓舞奋发的力量不够等等。

    在里是有光明面的。这光明就是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伟大真理的热切追求,就是为革命事业敢于舍身赴义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光明与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宗教骗局的黑暗,正是小说中最尖锐的矛盾。而卢丹枫、李红钢这明丽的青春之火的混灭,正是对这种骗术的最强烈的控诉!他们被极左路线引入歧途,被扼杀了。但林彪、“四人帮”无法扼杀整整一代!

    我以为,这种光明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挂上去的光明的尾巴。恩格斯说:“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许多读者来信中都谈到卢丹枫、李红钢“如果活下来……”,他们看到了主人公性格中被林彪。“四人帮”毒害的一面,更看到了主人公性格中所闪耀的象征着希望的光明。在一九六六——六八年间,这种矛盾的性格无疑将导致悲剧,而尔后历史的进程却显示了相反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有的读者在来信中谈到:“读完后有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觉得使人产生愤怒的心情。”我想这正好说明小说的成功。悲剧当然要悲,我不回避压抑、痛苦。痛苦使人深思,压抑产生反抗。我们需要的是经过读者沉思,然后发肾心底的力量。悲剧的巨大社会意义,不在于灌输虚劲,给人们以光明的安慰、廉价的精神胜利。恰恰相反,它的作用在于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去认识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由此而激发巨大而深厚的斗争力量。

    发表后,许多热情的读者来信鼓励,鞭策,有的还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使我十分感动。还有许多缺陷,如人物个性化还嫌不够,没有地方色彩,还不美,没有音乐感等等。这些缺点不是偶然的,是工夫不深,还有待于长期努力。

    (原载《文汇报》1979年9月6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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