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扎到河里，他反绑着的双手动也不能动，连挣扎的气力都没有……

    这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尸体被捞了上来，在现场批判会上成了批判对象。死，便宜了他啦！“反属”还想给他择地安葬吗？不许！就地挖个坑算了！而且还不许用棺材！

    事情就这么办了。婶婶正在怀孕。她艰难地走到尸首前，当众给叔叔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一锹锹黄土倒在他干净的衣服上。埋了。叔叔还不到四十岁……

    “我拚着坐牢，也要把你叔叔的尸首弄回家，给他钉一副薄板儿。”父亲从河边回来，整整一夜，拿着旱烟袋，一袋又一袋地吸。“给农民说几句公道话，这就叫罪？”他不断地这样自言自语。第二天晚上，他就抽下铺板，和我偷偷地钉了一个箱子一样的薄“板儿”。我们摸黑到了河边，挖出了叔叔的尸体，装进“板儿”，埋在屋后的自留地。

    村上的人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总之没有人去告密。

    “从今以后，我们两家并一家了。我们吃调你吃稠，我们吃稀你吃稀，和兄弟活着时一个样。”

    父亲的思想感情一点也不受“阶级斗争”观念和实践的影响。他从来不曾想到要把自己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大概因为他太平凡太渺小的缘故吧！没有人想到要利用他，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失去。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处处，都在刮风、下雨。把一个单位、一个家庭吹成、冲成不同的阶级。甚至一个人，昨天、今天和明天，也会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少人都学会了这样一种本领：随时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感情枢纽，变换自己的旗子、号衣。学会了辨风向，识路线，站队，划线，拉帮，结党……。而父亲却从来不买这些帐。确实，他是太平凡。太渺小了。在“阶级斗争”中他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然而，“阶级斗争”却对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剥夺了他。同时，也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充分显示出灵魂的质朴、崇高、美丽。这颗灵魂给了我难得的滋养。我喝到了父亲的奶水……

    从此，两个家合成了一个家。婶婶带着儿子住到我家来了。家里只有“人”和“口”，没有粮和畜。能吃的都吃了。可卖的都卖了。大人还可以忍住不哭不叫，孩子呢？我的小弟弟只有七八岁，叔叔的儿子更小，只有六岁。婶婶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更要喂养吗？

    我和父亲，两个“堂堂的六尺男子”，每天在沟里河里摸捞，野地里挖掘。母亲，一个小脚女人，整天带着妹妹，在田里寻找没有挖净的山芋。为了不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母亲和妹妹在衣裤上缝了许多小口袋，把山芋切成片片装进去。这样能带多少呢？她们在野地里挖坑为灶，煮熟一些，填进自己的肚里……

    一个煮熟的山芋，母亲把它递给父亲，父亲塞到侄儿的手里。我的弟弟哭了，母亲抹着眼泪把他拉了过去。

    度日如年啊！我的弟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先“走”了。我的母亲一病不起……

    “给大伯磕个头吧！”婶婶拉着我的堂弟，走到父亲面前，“他大伯，我不忍心看着你们一家都被我们娘俩拖死，我带着孩子去逃荒了。熬过这几年，我们再回来。”

    父亲一口又一口，一袋又一袋地吸着他的旱烟。烟荷包里装的是晒干了的槐树叶子。最后他含泪摆了摆手：“能逃就逃吧！我对不起兄弟……”

    不久，母亲跟着弟弟的脚步，也“走”了。家里剩下三个人：父亲、妹妹和我。父亲和妹妹已经爬不起床。每天能走动觅食的只有我。而我也已经浑身浮肿了。我像母亲一样，在身上缝满了口袋，去田里寻觅未挖净的山芋。近处没有了，就到远处去。手指头粗的须须藤藤，我都当做宝贝往家里带。

    可是父亲仍然不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