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导的报社里工作一定要像当年的奴隶一样把全部自由都交给他吗？可是他却把自己驾驭别人的欲望叫做“组织观念”！我顶了他：“这不是我的分内事。我是记者。”他冷笑着说：“你倒很认真地划分内分外了。前几年你不是很随和吗？”想往政治上扣了！我才不在乎。我说：“在魔鬼当权的世界里，我不能要求做人的条件。在人的世界上，我当然要做一个人。”我给他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说：前几年你不是也很“随和”吗？你给江青写了几封检讨信，不过江青没有理睬你罢了！灵魂本来是准备出卖的，但是没有卖掉。既然如此，应该清洗一下落在灵魂上的灰尘才是，为什么反而夸耀起来了？

    总编辑没有强迫我，但给我扣了一顶时兴的帽子：“民主个人主义者”。我查查它的出处，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应该戴上这顶帽子。随便说我什么主义吧，反正我不再写违心的文章了。我够了。

    多少次了？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今天写文章批判昨天的文章，而明天又来批判今天。认识我的人都问我：“你有几副嗓子？调门变得这么快！”我嘴里打着哈哈说：“嗓子只有一副，可是音域宽广，而且学会了多种发声方法，所以任何调门也拗折不了我的嗓子。”可是心里是什么滋味哟！每当这时我就想起电影里高老太爷命令他的不肖儿子自打耳光的场面来：“打！自己打！”观众笑了，这个丑角！我也在扮演丑角。还有算帐的日子呢！交代主观动机，检查客观效果，挖掘思想根源，制定改正措施……每一次运动中都是这一套。每一次我都知道改不了的，永远改不了。果然检查的墨迹未干，我又“重犯”了。就这样，我慢慢地丧失了一个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丧失了一个人的自尊和自信，我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完全失去了我自己。

    这教训还不够吗？违心的文章，我决不再写，就是不写。帽子总不比良心重吧？

    三天后，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是批评那个戏的。署名晓旺，是王胖子。两天前他还对我说，这种差事摊到他头上，他也要拒绝！这个无耻的王胖子！我真不愿意对他正眼看一看！

    好戏连台。王胖子文章见报后第三天，总编辑宣布：“王XX的表现很好，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根据党的一贯政策，让他回采访部工作，并恢复原来的职务——采访部主任。”王胖子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了。这倒也没啥，我虽然姓赵，却也不以“赵老太爷”自居，以为自己头上照着什么官星。孙悦的爷爷曾说我是“文曲星”，看来应验了。不是文人吗？而且笔也曲来路也曲。这位老爷子！他与我的父亲是我们镇子上两个有名的老古董。文坛与官场，同样不太平。我是离开这两个东西越远越好的。可是冯兰香——我只能这么叫她！她一天到晚向我嘀咕个没完：“到手的好差事叫人家拿去了。你就不能学学人家王胖子？”“主任这头衔我倒不爱，可是以后讲按劳付酬，主任硬是比一般记者拿的钱多。我不嫌钱烫手！”嘀咕你就嘀咕去，我丢给你两个耳朵，一个管进，一个管出。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又是打酒，又是买菜，把王胖子请到家里，请求他向总编辑推荐我当采访部的副主任！

    就是那一天，我当着王胖子的面和冯兰香公开闹了一场，对王胖子也很不客气地说了一通。我搬到报社住了。

    报社立即出现了关于我的各种舆论：翘尾巴。个人主义。嫉妒王胖子。要甩掉工人老婆。我不管这些，只顾埋头干活，空下来，搞点学术研究，也许，我终究要离开报社，到大学教书去。我可以教新闻学。

    王胖子真是脸皮厚。他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子，一见面就拍我的肩膀：“老赵啊，群众的议论不要听！群众嘛！我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我喜欢你这种倔脾气。知识分子嘛，是该有点个性。像我这样大小当个干部就不那么自由了！”我想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