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quot;文革quot;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

    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quot;文革quot;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

    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狠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决没有说的那么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感觉上凡是有点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刘心武关于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把人夸得不